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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给他看，李宗仁才想到，哎哟，原来是我错了！人到了那时候，他不会相信自己的记忆力错的，并且觉得一清二楚，结果拿出来的时候，就证明了你错的。
这种情形在胡适生前也发生过，当时一九四九年，到台湾来的这些反动分子里面，有一个做官做到最大的，就做过北洋时代的国务总理，他的名字叫做许世英，许世英是在清朝时代就做了大官的，照顾过西太后的。有一次西太后召见许世英，许世英跪在下面，西太后说，你这个官不错，我把你外放，就到外地去做县太爷，这个许世英啊就磕头，说我不愿意到外地，我愿意留在北京城，来伺候老佛爷。这老佛爷就西太后就笑，说你这个傻瓜，给你机会到外地去做县太爷，你还不去，你这个傻瓜。西太后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因为京官，在北京城里做官的，没有油水，到了外地做县太爷又油水，把你外放的意思就是说，你有机会可以贪污，可以搞钱，给你机会你还不去，所以你是傻瓜。那个许世英，到了民国成立以后，他做到了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那个时候他也讲了句有名的话，他说我们的大总统，那个时候是袁世凯，他说我们怎么会不拍马屁？怎么会不伺候大总统？可是，我们是用我们自己，用我们本人去拍马屁，去伺候大总统，我们不会用国家的利益、国家的制度来伺候大总统，来做拍马屁的工具。换句话说呢，我可以拍马屁，可是我绝不毁掉国家的制度，可见他们有很多的规则。
许世英到台湾来以后，九十几岁了，一条腿锯断了，坐在轮椅上面回忆，要写回忆录。写了回忆录呢，就被胡适先生笑。为什么胡适先生笑他？许世英跟胡适先生一样，他们都是安徽人，许世英的年纪啊，正好就是胡适先生妈妈的年纪，这个许老太爷跟胡适的妈妈同岁。胡适看了许世英写的回忆录，写封信劝许世英，说你记错了，譬如说你说你审过杨乃武跟小白菜这个案子，现在我们一查就查出来，当时你在欧洲，你外放到欧洲，你怎么可能查到杨乃武跟小白菜的案子，所以你记忆力错了。为什么错呢？因为那是一个重要的民间的故事，重要的民间的审判，而你自己你正好是管国家的司法的大官，所以你会把这种事情跟你自己根据记忆结合，结合以后分不开了。所以你认为，当年你审过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案子，事实上你没有审过，也不是说你说谎，而是说你记忆力发生了粘连的现象，跟有名的事情发生粘连的现象，你解不开了。所以胡适就这样子写信劝过许世英。可是胡适老的时候，就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也发生了记忆力的问题。
所以我跟大家讲，我们谈到记忆力的问题，一定要以文件为准，以白纸黑字为准，中国有一句谚语啊，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烂笔头一个烂笔，写的字干什么，记下来，记性好不准，烂笔头重要。所以我们一再地认为，我们讲究方法，讲究真相，讲究发掘真相，可是我们很注意程序上面的这种文字的记录，原因就是准确，靠记忆力是不准确的。我举这个例子啊，反复给大家看，告诉大家我们会发生这种记忆力上的奇怪的现象。我们再看一个重要的资料，大家看到这个照片，这就是当年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他在图书馆的时候赏识一个年轻人，请这个年轻人做这个图书馆的管理员，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做毛泽东。后来李大钊带着毛泽东和陈独秀，当时北京大学的文学院院长，当时叫做文科学长，他们去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后来李大钊被张作霖，就是张学良的爸爸，在北京那时候要抓国民党，抓共产党，李大钊他们就藏在苏俄在中国的大使馆里面，张作霖派人搜查苏联大使馆，把李大钊他们抓起来，然后就绞死了。这是当时李大钊跟胡适的照片，这是校长蔡元培，北大校长，这是胡适，这就是李大钊，这就是蒋梦麟，北大的代校长，后来做了校长。
这四个人里面，我认识胡先生，我也认识蒋梦麟，蒋梦麟到了台湾来以后，他就是做了叫做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的负责人，他那时候找我去，听说我李敖很会搜集资料，他找我去帮他写回忆录。然后他就跟我谈，你去做，做完了以后呢，我们再来结算。我出来以后呢，就跟介绍他跟我去的一位当时的北大教授，叫做樊纪昌，我跟樊纪昌先生说，我说我刚刚跟蒋先生谈过话，他要我帮他写回忆录，可是他完全没有跟我谈要付我多少钱，他的意思你先去做，做好了以后呢，就一切不在话下。我说这叫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啊，你吃饱饭的这种人，你不晓得我没吃饭的人的这个挨饿的情况。你怎么不跟我谈付钱的方法呢？我哪有钱去垫钱来做这个事情呢？这里面要花很多的钱，他不了解我的这个情况了，我怎么帮他做呢？到了台湾以后，蒋梦麟先生还讲了一句话，说当年啊，如果在北大图书馆，当时这个李大钊做图书馆的馆长，他用了毛泽东，当时如果多给毛泽东一点薪水，毛泽东就不会去搞共产党了。
就是蒋梦麟校长，他可以这样子不了解我李敖，或者不了解毛泽东的这些人的这种气魄，我们这种人的胸怀大志，他完全不了解。所以这个回忆录啊，没有写成，现在你们看到的那本书，叫做《夕潮》，那个是他用英文写的一个回忆录，那个回忆录错误很多，是不作准的。可是蒋梦麟先生，他是我父亲的校长，所他跟胡适呢老交情，我在台湾呢也认识了他，我谈到李大钊这问题，为什么谈到李大钊的问题呢？就是告诉大家，这一次连战到北京大学演讲，我一听就知道不对劲，里面有七个错误，这个错误严格说起来不严重，譬如他说，蒋梦麟到台湾来，推动以前北京大学那个自由民主的风气，没有这个事情，这都是小错误。谈到了李大钊跟胡适也有错误，他说李大钊跟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面辩论，叫做问题与主义的辩论。事实上，他们两个人没有在《新青年》杂志做这个辩论，他们两个人在哪里辩论呢？在《每周评论》杂志上面。
你讲这话干什么？讲这话告诉你，就这种凡是发生了这种一翻两瞪眼的、非常明显的错误的时候，这错误一进入我李敖的眼睛啊，我就变得好像很不适应，就好像沙子进入进了我眼睛一样，我觉得不舒服。为什么呢？你错了，你连战在北京大学演讲的时候，面对北大的学生，你怎么可以发生这种错误的陈述？关于北京大学历史的有一二三四五六七，七次之多，为什么不应该发生这种错误？原因就是说，你的书可能没有念好，或者帮助你写稿子的人，然后给你背下来的这种参谋人员，你的团队，书没有念好，才发生这种现象。可是对我李敖而言，就是我发现这种错误，立刻啊，我自己那个计算机就会发生作用。就是说，你错了，当年不是在《新青年》杂志辩论，而是在《每周评论》杂志辩论，我一看就看得出来。为什么我有这个本领呢？就是我跟大家讲过，就是这种书面的资料进入我的印象以后，我会牢记在心。所以我在跟大家讲，我们求真理要准确，准确的一点，就是不可以完全靠记忆力办事，记忆力是会坏事的。
我今天超过了七十岁，一再告诉大家，很多人说我李敖博闻强记，记忆力多好多好多好，不准确的。我不是属于那种天才型的人，我是一个靠着后天努力而有一点点小的成绩的人，而这种后天努力，我现在告诉大家，不是靠着那种记忆力，而是靠着勤快，好记性不靠，而靠着烂笔头，所以呢，我就大量地做文字记录，这文字记录，文字的统计，文字的择要，文字的大纲，我留下相当多的量。这个量帮着我随时在复习，因为我会复习，所以我会记得很清。清朝的大学者顾炎武，他每年多花一段时间，就坐在那里，前后左右都是书，有人帮他念这些书，帮他念《史记》，帮他念《汉书》，帮他念干什么呢？就帮他复习，不断地帮他复习，为什么呢？就使他记忆力，能够温故而知新。我的记忆力没有那么好，可是我会记得很多事情方法。我现在告诉大家，就是靠着我用自己的方法，在不断地温故知新，在回锅，不断地回锅来炒这个菜，然后呢，才知道，记忆力是多么重要，有多么地不重要，不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他碰到书面的文件的时候，记忆力就要靠边站。刚才我举胡先生的例子，告诉大家，他在我这个年纪，在他死前一个月，在给我的信里面，就会发生这么严重的错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