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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野菜也好，削草也好，我总是和姐姐一块儿去。姐姐是牛年正月里出生的，
而我是虎年农历十二月底出生的，说起来我和她只差一岁，事实上差了几乎有两周
岁。为此我总感到她占尽了便宜。比如我的菜篮子明显比她小，挑的野菜又明显比
她少，而母亲总这样对别人介绍我俩：“两姐妹周年挨。”“周年挨”就是一年扶
着另一年的意思。母亲话里的含义很明显。一方面似乎要夸耀自己的生育能力，另
一方面几乎等于说瞧只小一岁的妹妹可比姐姐差远了。
但正如母亲所说的，养大姐姐却并不比养大我轻松。姐姐在五岁和九岁时差点
死掉，五岁的事我不记得了，九岁的事我却记得一清二楚。那是紫云英（我们那儿
管这叫乌苕子）灿烂满田满畈的时节，这个时节正是吃苕子那嫩绿的茎叶的时候，
据说紫云英是补气养肝、明目清热的。但我们吃这个已经吃腻了，那一天姐姐和我
到紫云英地里挑一种野荣，这种野菜的叶子呈锯子形，要是周遭无遮无拦，它就贴
着大地自然生长，叶子阔些也厚实些，吸收紫外线多了，那颜色也像人的肌肤晒多
了太阳微呈褐色。若夹在苕子里面生长，则又嫩又绿且修长了。我们把它剪回家去，
母亲把它们洗净然后在开水里烫一下拌上嫩豆腐，吃起来便既清甜又爽口。记得那
块地边有一个小小的山包，山包上有座孤墓，也许经常在墓顶加土的缘故，那墓顶
就显得尖尖的。这座孤墓在我们家后院就能见得一清二楚，尤其是贴着我们家后院
墙根的旧湄溪和汶江每年七八月汛期迦成汪洋一片时。菜地、由果园桑园改建的水
田都淹了，惟独这座孤墓淹不着，从来如此。孤墓淹不着，我们家也淹不着；孤墓
淹着了，我们家也至少有一半进水了。所以每次发大水，我总是看见父亲站在后院
墙根，目光忧郁而散漫地盯着那一片汪洋和汪洋中那黑黑的如一只傲然挺立的仙鹤
的脑袋的孤墓，口中喃喃有词。记得墓地周围茅草丛生，里面还夹有令我们垂涎的
野草莓野山楂，都红嘟嘟得勾人。墓地两例还有两棵洋槐树，一粗一细，我们管它
们叫“青蛇”、“白蛇”。事实上印象中我们每次在孤墓近旁活动，总会碰到一个
美丽的女人。美丽的女人蹒跚一双缠过又放开的“解放脚”，那步态和年轻的身姿、
面容就有些怪异地纽结在一起。我记得上中学后某一天偶尔在一本字典里发现了一
个词，然后莫名其妙就在眼前呈现那种步态。这个词是：“搀兑”。那是一种令视
觉别扭、让感觉滑稽的步态，正因为如此，在记忆的唤醒中，这步态就如一幅木刻，
重新深深印到了我脑子里。那美丽的女人离去后，墓前总留下一些用泥块或小石块
压着的剪成长条形的薄黄的纸，伴着几缕香烟，在风中飘忽着，在若有若无若即若
离袅升着。那女人脸上的表情给我的感觉是：仿佛她刚刚忙活一番的只是哄一个婴
孩入睡，或侍弄完她喜爱的一片花卉，甚至她刚刚听到了许多祝福的语言。
技师穿着那件有银色扣子的黑色外套，考察了数十个年轻人，终于收下两个徒
弟：我父亲和一个外号叫“红嘴”的年轻人。他俩都是在1945年日军开辟“大陆交
通线”在柳镇实行三光政策时成的孤儿，属于优先吸收入团入党又属照顾对象。技
师本来对瘦小的父亲不太满意。后来他无意间听到镇里的柳全大爷说了一句话，就
把父亲要下了，还带着一种怜悯。柳全大爷说：“日本小子真能节俭；就一颗枪子
儿就让万成成了孤儿。”
父亲原本刚当上区团委书记，因为说了那番地生没让他挨饿日本人让他挨饿的
话以后就不再当书记了，但他道出了柳镇的实情。柳镇人都不会忘记日本侵略者给
柳镇带来的灾难：他们让柳镇人尝到了饥饿的滋味，他们使柳镇人口从原先的八百
多户锐减到五百来户，他们烧毁了繁华主街两边的青堂瓦屋上千间……我想我很理
解柳镇人的感情，1992年我有一次去日本留学的机会，但父亲死活不让我去，说我
去了就断绝和我的父女关系。父亲对小日本的这种咬牙切齿莫名其妙有些类似于对
于我年过三十不嫁并有老死在家趋势的感觉。他对这两件事同样耿耿于怀。也难怪，
我十六岁开始恋爱，但二十年后我还没有把自己嫁出去。
我毕竟和我爷爷奶奶两个叔叔两个姑姑血脉相连，所以我告诉父亲即便小日本
八抬大轿来抬我我也不去了。父亲老泪纵横。我想地主不剥削欺压百姓是不可能的，
但他们的剥削压迫在父亲的感觉里跟外族的入侵比起来有些微不足道罢了。
当父亲和红嘴成了技师的徒弟的时候，他们一个十八一个二十二岁，理所当然，
红嘴成了师兄我父亲成了师弟。
红嘴原名柳根儿，因左嘴角带一块五分镍币大小的紫色胎记而得名，那块胎记
使他时时刻刻都像在嚼着一片红花瓣。“柳”在柳镇是大姓，约占了总人口的六成，
“根”有扎进土里世代繁衍永不断绝的意思，柳镇的父母是喜欢用它来给自己的孩
子取名，所以镇子里叫“柳根儿”的不少。但红嘴的真名使用率并不高，偶尔在开
会或队里分粮食的时候才用上那么一两次。
据说有一回队里分粮食，队长喊了三遍“柳根儿”还是没人应承，这时只见红
嘴挺身而出，大声吆喝：“柳根儿柳根儿，柳根儿野哪儿去啦？”
这段笑话是父亲和他师兄在他们师傅家的餐桌上说的，他们两个孤儿在拜师学
艺的同时，幸运地拥有了一个家，尝到了家所体现的种种乐趣。父亲一沾酒就脸红，
而且满嘴是话；红嘴则越喝越沉默，脸喝得青下去了，嘴角那块胎记则越发红得刺
目。那时候使用诸如“性感”之类的词汇是犯忌讳的，若能使用，倒正可以用在红
嘴身上，不仅仅形容那张嘴，还可以形容他身上的其它部位。他个子虽说不太高，
却体格健壮；一头鬃毛似的头发齐刷刷的，仿佛刷什么都不成问题。技师女人有段
时间用钝了家里的衣刷，每次见到他，都忍不住想把那头毛发抓到手里，刷一切该
刷的地方。他和瘦小的父亲形成鲜明对比，所以每当技师家有重体力活，比如出肥、
买柴、砌个院墙之类，技师总是派他去，而他也总不惜力，干得挺乐。他总是说什
么东西都是用完了就完了，谁有力气，用完了还能生出来。
正在这时，技师的女人怀孕了，这事显而易见的时候是在技师到柳镇的第二个
冬天。腊月里宽大的衣裳，也遮盖不了女人那日渐突出的肚腹。这时女人已经有三
十五六岁了，还是头回有身孕，技师在兴奋之余又总是担忧，怕女人有个闪失，坏
了他做父亲的美梦。他让她整天呆在床上，甚至去溪里涉洗涮涮的事也不让她干了，
因为他总觉得经堂门口那几步台阶太陡峭了。他似乎要独自品尝将要做父亲的快乐，
叫徒弟帮忙的少了，家里、厂里，技师做什么事就都像玩命，仿佛做完今天明天就
不做似的。人瘦了，话也少了，脸不知是因为瘦削还是因为绷紧了显得棱角分明，
仿佛那上面突然长了许多尖利的突出，让人不敢触碰，甚至眼睛也得避让得远一些，
好像不那样，眼球也会被那些突出扎几个窟窿眼。谁有他那件黑色大衣，似乎粘连
着他的肌肤，柳镇人从未看见它和它的主人分离，那眩惑柳镇人的两排银光闪闪的
扣子，似乎也被风尘剥蚀了它们的光泽，不再使柳镇人眩晕了。但却包含了另外的
意义。它们的冷峻和严肃密切地配合了它们的主人，或者说，给它们的主人作了准
确的注解。
这时，就发生了那件事。那天傍晚，风很大，从北方平原来的风和从南边森林
来的风似乎都聚集到了碾米厂的屋脊，它们在那儿打着旋，呜噜呜噜叫着，撕裂着，
扭打着，似乎要争个雌雄高低，却谁也占不了上风。空气清冽清冽的，吸到肚里似
乎就能在那儿结成冰块。他仿佛听到了下雪的声音。
技师想早一点回家，这样的天气，她的女人会害怕的。他的两个徒弟，一个正
弯着腰用笤帚归拢散漫一地的白米，一个正坐在高高的木头搭的台子上，面前是两
排控制机器的开关。技师关照几句，拿起了挂在墙上铁钉上的黑色大衣。这时，那
飞速转动的宽大、厚实的皮带突然脱离轮盘，以千钧之力，朝一个方向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