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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房改之后，安居这一基本民生问题为何反成为催生社会不公的和谐隐患？
经济适用房之殇
1998年7月3日，随着“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简称23号文）的公布实施，以取消福利分房为特征的中国住房制度改革从此拉开大幕。
按照房改政策制定者当初的设计，在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后，新的国家住房保障体系在“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的同时，一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核心，就是“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住房供应体系”。整个23号文，用了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对此加以突出说明。文件中特别强调：“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最低收入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的廉租住房；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其他收入高的家庭购买、租赁市场价商品住房”。
按照当时的一般推算，文中所述的“最低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分别占了城市总人口的5％和10％左右，有的城市这两种家庭加在一起的比例连10％都不到 （如南京）。这也就是说，按照23号文新给出的住房供应体系，城市80％以上的家庭应该是由政府向他们供应经济适用房，而不是开发商搞的商品房。
经济适用房在房改中的“核心作用”如此之大，以至于当时担任副总理的温家宝再三对它高调力挺。他不仅特别强调大力发展经济适用住房“既是这次房改的重要目的，也是房改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且还说：“中低收入家庭是目前城镇家庭的主体，发展经济适用住房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是实现本世纪末人民生活达到小康的重要条件。”
但就在“十五”计划才执行到一半、中国市民的住房水平离“初步小康”（人均30平米）还差一大截之时，2003年8月12日，由建设部起草的“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发＇2003＇18号，简称18号文）出台了。在这份文件里，经济适用房由“住房供应主体”被改为“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商品住房”。
房地产商们对18号文都“按捺不住”兴高采烈之情。据报道，在参加了建设部组织的京城的房地产商学习18号文会议后，潘石屹9月3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喜形于色地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都是利好消息，只要读懂了这个通知，房地产开发商都会很高兴的。”
根据中国社科院蓝皮书报告，1998年至2003年全国商品住房每平方米的价格只增加了343元。而到了全面实施“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18号文的第一年——2004年，每平方米的房价就比上年暴涨了352元。
“走样”的住房政策
在1998年公布施行的房改23号纲领性文件中，其指导思想中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房改要能“不断满足城镇居民日益增长的住房需求”。建设部也声称多年来“一直把让百姓愿意买房、买得起房和放心买房作为实践‘三个代表’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为使老百姓在房改后“买得起房”，这份纲领性的房改文件要求“经济适用住房价格与中低收入家庭的承受能力相适应”，还特别注明中低收入家庭为房价收入比（即本市一套建筑面积为60平方米的经济适用住房的平均价格与双职工家庭年平均工资之比）在4倍以上的职工家庭。
在房改八年后的今天，老百姓不仅很难听到要把“让老百姓买得起房”的口号，作为住房政策的“根本目标和出发点”的基本承诺，而且住房模式和房地产市场实际导向的结果，使中国的高房价和住房问题，成为公认的城市社会中“最大的民生问题”。
一项本意是要为民造福的“改革”，在历经了“八年抗战”后，竟然成了制造社会不公的“非和谐因素”，这多少有些黑色幽默的意味。那么，这样的蜕变和异化的过程，又是怎样“得逞”的呢？
可以说，数以亿计的城市居民从住房要靠“公家埋单”到走向市场自己买房，国家和政府提供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城镇住房供应体系，既是他们接受住房改革的基础和条件，也是政府推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时对城市居民所作的基本承诺，是新房改的“政策底线”。
但到了2003年，一些地方尊崇“增长就是硬道理”的非科学发展观，不少书记市长急着想通过抬高房价来提高GDP和为城市的形象工程增加“资本”。甚至早在18号文件之前，像上海等城市的经济适用房就已经“失踪”。2003年发布的“房改新政”（18号文）在把房地产业作为“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拉动投资增长，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的同时，却在如何做到让平民百姓买得起房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不见说法。
如果说开发商的游说和影响力是使中国的住房政策决策发生转向的外因的话，那么相关政府官员错误的“政绩观”，则是中国住房政策“走样”的内因。
悄然“换位”的住房模式
实际上，在取消福利分房、实行住房制度改革之时，以供应商品房为主的开发商模式，不仅不是其中的唯一选项，而且也不是主要的选项，当时它只是新的房改政策中，专门为占人口10％左右的高收入家庭所制定的一种住房供应模式。当时这也是一种对富人收入进行“调节”的办法。
但谁也没想到的是，这种原本只为富人设计的“开发商模式”，仅仅过了几年就取代经济适用房模式，成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真正主宰。
开发商在房地产市场上是如此强势，中央对房价和房地产市场一次又一次的调控，在开发商暗中的强力作用下，一次又一次的失控。
据统计，按照住房小康的目标和城市化所带来的每年2000万新增人口，全国城镇每年新增的住房至少应该年均保持在15亿平方米以上。但现实的市场是，现在全国每年房地产市场有效供应的商品住房还不到4亿平米（去年新增住宅商品房推算为3．42亿平方米，2004年建设部统计实际销售为3．38亿平方米），供求之比相差竟高达3倍以上。
住房和粮食一样，是生存基本而必须的需求，它们一旦在市场上出现较大的供不应求，价格就会暴涨到难以控制的地步。
在最近公布的“首富排行榜”上，中国的前十名首富除了4人是靠公司海外上市而上榜的以外，其余6人全是靠房地产而一举暴富。开发商成了当今中国最强势的特殊利益集团之一，房市成了一些人拿全民资源、肥自己腰包的“暴富制造器”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2期P26
1977，我参加高考吕 游
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我正在一个农场的土地上挥汗如雨。
我们这一代人是不幸的一代。上小学正赶上“革文化的命”，中学又赶上“反回潮”，接着又赶上到农村“滚泥巴、炼红心”。不该赶上的都赶上了，该赶上的都没有赶上。“推荐上大学”倒是赶上了，可偏巧又赶上了我的“家庭问题”。上大学，对我来说只能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梦。
1977年10月21日，当我从广播里听到中断了十多年的高等院校恢复招生的消息后，激动得彻夜难眠。第二天，我连忙把这一消息告诉给几位好友，谁知他们早已知道了。我们在一起彻夜长谈，谈未来谈理想，一直谈到天明。人生能有几回搏，改变我们这一代人命运的只有高考，大家都决定去搏上一搏。唯有一个非常有希望考上重点大学，但却早早进工厂、结婚成家、高我几届的大龄同学沮丧地说：“我也很想去考，可我走了这个家咋办？孩子才满月，妻子又没工作，我总不能只顾自己前途扔下她们娘俩不管吧！”大家都深深叹了口气，知道他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只能为他惋惜了（前些天又见到他时，他早已下岗了，摆个地摊勉强糊口）。
我们这座位于豫北的小城十分闭塞，突然要高考了，很多人一点儿思想准备也没有。特别是又得知这次高考将在1977年11月18日至24日报名，12月8 日至9日试考，仅剩下一个多月的复习时间，人们更是手忙脚乱。谁也不知这次高考究竟从哪复习、重点是什么，到处都在疯了似的寻找复习资料。当年上学的课本不是被烧就是卖破烂了，幸好我上中学时的一些课本还未丢掉，我连夜步行十多公里跑回家翻箱倒柜找了出来。还借了别人一本两人伙用，我看完后再跑十多公里给他送去。母亲为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