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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令夕改，房子是拆了建，建了拆，再拆再建，屡建屡拆，每一次的拆迁过程不都是过去GDP的消失吗？
如果启用了GDP有效累积这个概念，我们就能对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状况、财富拥有程度作出更加准确的判断，一个地方GDP的总有效累积数值越大，表明这个地方越富有；当年的GDP有效累积越多，说明当年此地的经济发展速度越快。因此，启用这个概念就显得非常的必要与迫切，但愿政府与学界能够采纳。
了解了什么样的GDP才是创造社会财富，我们就能明白，原来GDP里也潜藏着诱发通货膨胀的因素。那么，GDP和通货膨胀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他们互相对应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价值？简单地看，GDP和通货膨胀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中国的事情有时就是这么奇怪，中国的通货膨胀主要就是因为GDP导致的。从经济学理论来解释，GDP和通货膨胀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存在因果关系，只是互相依存。但是，中国的国情就是，GDP成了中国通货膨胀的根源，研究通货膨胀，不能不研究GDP。
一个良好经济体的运行应该是理性健康的，应保持有质量的增长。宏观经济之所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诞生了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诞生了许多大师，就在于这门学问打通了数理文史，探寻经济规律，勇于追求真理。经济的规律有自己独特的运行方式，令人敬畏。许多成功的经济学家就在于能够根据经济规律，力排众议，慷慨陈词，解释经济现象，寻找发展路径，预测未来趋势。
经济是有周期性的，简单地称为繁荣、衰退、调整和复苏，像日月星辰一样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人们违背经济的周期性规律，有可能贪得一时小利，但是经济必将陷入更长时期的衰退与调整，而后才能复苏。
2009年政府在中国宏观经济发展路径的选择上，有一些失误。把经济增长的一个系数，当做一个大型新兴经济体的目标，所以，选择以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几乎把中国经济拉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原先三驾马车的构建本来就不是很科学，现在已经完全垮塌，修复起来至少需要3～5年。很多人认为，这一轮房价泡沫破灭后，房价能够很快被政府托起来，那完全是痴心妄想，因为中国的房价泡沫是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的一个陉胎，这一轮房价泡沫破灭后，没有8～10年的时间，都不可能恢复到2006年的水平，重上2009年的高位大约需要10～20年。
在中国GDP的权重中，唯一能引发通货膨胀的就是投资权重过高而衍生的资产泡沫。由资产泡沫引发的通货膨胀，才是通货膨胀中的绝症，最后的结局就是经济硬着陆。
与日本相比，我们GDP构成中的消费权重是一揽子统计，也就是说把私人消费和政府消费统计在一起，因此无法判断出社会购买力中私人终端消费能力究竟有多大，也就无法判断出城市居民究竟能承担多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而日本是分开统计的，日本的CPI上涨1．3％时中央银行就会通过货币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主要依据私人消费的购买力来判断。而中国因为体制的原因，很多原本是私人消费，却可以开一张发票给公家报销，每一年的‘‘五一”、“十一”黄金周和春节消费之所以比较火暴，也大多是因为可以公家报销的结果，所以，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来讲往往是在城乡居民支撑不住的时候姗姗来迟，货币效应比老百姓对通货膨胀的感受滞后许多。
中国的消费统计和美国相同，但是，美国法制严明，不可能产生大规模的私人消费政府埋单的情况，因为那是犯罪。所以，像中国这样由政府工作X员．3v规模带来的消费会完全不在乎通货膨胀，就像春节的三亚，酒店客房越贵，住的人就越多，因为都不用自己掏钱。因此，美国的货币政策主要考虑宏观，也就是说在GDP和CPI之间的涨幅差距来判断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从而制定合理的遏制通货膨胀的办法。再说，美国法制严明，美国国会通过立法控制M2的增长，最高上限为5％，堵塞了货币大幅贬值的机会，而中国，明明全国人大两会批准的M2增长目标为17％，央行却把涨幅做到29．7‰还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导致2009年人民币实际贬值27％，想不通胀都难。所以，中国2010年通货膨胀的根源出在GDP“保八”上面，因为GDP的“保八”确定了投资增长模式，实际上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都没有钱，直接导致了央行滥发货币，衍生资产泡沫，引发通货膨胀。
中国应该在宏观经济的数据中找出合适的比例来制定货币政策。从前三次通货膨胀的情况来看，经济的高速增长如果带来恶性通货膨胀的话，对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并没有好处，因此，提出GDP保多少是不科学的，也不符合官方自己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经济调整时期，更不能强行地制定经济高速增长的目标，就目前来说，在M2增速上限为17％的情况下，6．5％的GDP的增长对应1．8％左右的CPI增长，比较符合中国国情，揠苗助长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GDP去政治化的方向
2010年上半年的宏观经济数据出台，GDP总量不少，有17．284万亿元，增长11．1％，是一个了不起的增幅，至少在G20国家首屈一指。遗憾的是，市场对此没什么反应。因为现在的GDP数据的全部意义，已经被政治化，也就是说与地方官员的政绩有关，与他们的升迁、重用和乌纱帽有关，与经济、民生的关系似乎不大。因此，对市场的刺激也就不大。
GDP从来就没有任何颜色。地方官员现在谈GDP比以前要高明一点，过去，他们通过用那种圈地、拆迁、置换土地的办法来招商引资、大建开发区、胡乱开采小煤窑和其他矿藏，总之，只要能把GDP搞起来，就是把爹娘都卖掉也在所不惜。试想，这样一来，GDP有时就会充满血腥。所以，他们把这种GDP叫做红色GDP。
当然，对官员们来讲红色GDP还有另一层更深刻的意义，那就是职位升迁。上级考核下级的第一个指标就是GDP，领导前来考察问的第一句话往往也是GDP。GDP涨幅领先的官员，抬头挺胸，豪情满怀；而GDP拖后腿的地方，官员们往往抬不起头，更别想升迁了。
这种GDP也会坏事，本来只有10个亿的GDP，往上报的时候，就报15个亿，查起来再说。这样，国家统计局就很头痛，数据老是统计不准，往往是中央和地方隔了几万亿，一查是地方多报了；再一查，这个多报的地方官员已经升迁了。这就弄得几个部门怨声载道，长此下去，官员的提拔就会有问题。
有的地方官员生猛一点，大兴土木，强拆强迁，也能搞出许多GDP。但是，这很容易引发极端事件、群体抗争，甚至社会动荡。所以，这样弄出来的GDP，并没有得到好评。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谈起了绿色GDP。意思是，别为了GDP搞得太过火，这样就算搞出了GDP也不太值。
当然，绿色GDP也符合上级领导口味，听起来还比较现代。试想，我既创造了GDP，又保护了环境，保护了生态，保护了耕地，保护了社会稳定，何乐而不为呢？
其实，GDP本身没有任何色彩。中国的GDP硬要搞出色彩来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得不到国际社会的认同。这个数据也不能成为宏观经济的主要参考指标，个人投资者如果以中国的GDP来指导自己的投资行为，那大多数人一定会亏得老本都看不见。GDP是一个没有色彩、没有温度的很硬的东西，衡量GDP的唯一指标是社会财富的增长。没有社会财富的增长，再多的GDP也是徒增笑柄，或者成为升官的阶梯。
中国必须重构GDP。GDP之所以成为地方官员升官的阶梯，成为某些官员贪污腐化、大吃大喝、强拆强迁的借口，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中国GDP构成不合理。当然，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因为我们当时的改革开放，主要是面向欧美国家开放的，借鉴的也是欧美国家的数据模型。GDP、CPI等等都是美国的数据模型。
但是，中美两国毕竟有本质的区别，社会制度不同决定了宏观经济的数据模型的搭建，也应该有所不同。比方说，我们构建的三驾马车现在来看，除了投资一驾马车在跑，消费和出口两驾马车常常大起大落，已经缺少稳固的根基。这样，除了GDP的总量外，其他细分数据研究价值已经不高。
美国是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社会制度是社会主义。两国在消费上有个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