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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率以轿自载，四人舁之，甚者饰以棕盖，彻去帘蔽，翼其左右，旁午于通衢，甚为僭拟，乞行止绝。」从之。
徽宗大观元年，郭天信乞中外并罢翡翠装饰，帝曰：「先王之政，仁及草木禽兽，今取其羽毛，用于不急，伤生害性，非先王惠养万物之意。宜令有司立法禁之。」政和二年，诏后苑造缬帛。盖自元丰初，置为行军之号，又为卫士之衣，以辨奸诈，遂禁止民间打造。令开封府申严其禁，客旅不许兴贩缬板。
七年，臣僚上言：「辇毂之下，奔竞侈靡，有未革者。居室服用以壮丽相夸，珠玑金玉以奇巧相胜，不独贵近，比比纷纷，日益滋甚。臣尝考之，申令法禁虽具，其罚尚轻，有司玩习，以至于此。如民庶之家不得乘轿，今京城内暖轿，非命官至富民、娼优、下贱，遂以为常。窃见近日有赴内禁乘以至皇城门者，奉祀乘至宫庙者，坦然无所畏避。臣妄以为僭礼犯分，禁亦不可以缓。」于是诏，非品官不得乘暖轿。先是，权发遣提举淮南东路学事丁瓘言：「衣服之制，尤不可缓。今闾阎之卑，倡优之贱，男子服带犀玉，妇人涂饰金珠，尚多僭侈，未合古制。臣恐礼官所议，止正大典，未遑及此。伏愿明诏有司，严立法度，酌古便今，以义起礼。俾闾阎之卑，不得与尊者同荣；倡优之贱，不得与贵者并丽。此法一正，名分自明，革浇偷以归忠厚，岂曰小补之哉。」是岁，又诏敢为契丹服若毡笠、钓墩之类者，以违御笔论。钓墩，今亦谓之袜袴，妇人之服也。
中兴，士大夫之服，大抵因东都之旧，而其后稍变焉。一曰深衣，二曰紫衫，三曰凉衫，四曰帽衫，五曰遥馈４疚踔校祆溆侄漓搿⒐诨橹匕湫兄７彩看蠓蚣壹漓搿⒐诨椋蚓呤⒎Ｓ泄僬哚ネ贰⒋⒀ァⅢ耍吭蜥ネ贰⒁＇衫、带，处士则幞头、皂衫、带，无官者通用帽子、衫、带；又不能具，则或深衣，或凉衫。有官者亦通用帽子以下，但不为盛服。妇人则假髻、大衣、长裙。女子在室者冠子、背子。众妾则假紒、背子。
冠礼，三加冠服，初加，缁布冠、深衣、大带、纳履；再加，帽子、皂衫、革带、系鞋；三加，幞头、公服、革带、纳靴。其品官嫡庶子初加，折上巾、公服；再加，二梁冠、朝服；三加，平冕服，若以巾帽、折上巾为三加者，听之。深衣用白细布，度用指尺，衣全四幅，其长过胁，下属于裳。裳交解十二幅，上属于衣，其长及踝。圆袂方领，曲裾黑缘。大带、缁冠、幅巾、黑履。士大夫家冠昏、祭祀、宴居、交际服之。
紫衫。本军校服。中兴，士大夫服之，以便戎事。绍兴九年，诏公卿、长吏服用冠带，然迄不行。二十六年，再申严禁，毋得以戎服临民，自是紫衫遂废。士大夫皆服凉衫，以为便服矣。
凉衫。其制如紫衫，亦曰白衫。乾道初，礼部侍郎王严奏：「窃见近日士大夫皆服凉衫，甚非美观，而以交际、居官、临民，纯素可憎，有似凶服。陛下方奉两宫，所宜革之。且紫衫之设以从戎，故为之禁，而人情趋简便，靡而至此。文武并用。本不偏废，朝章之外，宜有便衣，仍存紫衫，未害大体。」于是禁服白衫，除乘马道涂许服外，余不得服。若便服，许用紫衫。自后，凉衫祗用为凶服矣。
帽衫。帽以乌纱、衫以皂罗为之，角带，系鞋。东都时，士大夫交际常服之。南渡后，一变为紫衫，再变为凉衫，自是服帽衫少矣。惟士大夫家冠昏、祭祀犹服焉。若国子生，常服之。
遥馈Ｒ园紫覆嘉擦齑笮洌率┖嵋＇为裳，腰间有辟积。进士及国子生、州县生服之。
绍兴五年，高宗谓辅臣曰：「金翠为妇人服饰，不惟靡货害物，而侈靡之习，实关风化。已戒中外，及下令不许入宫门，今无一人犯者。尚恐士民之家未能尽革，宜申严禁，仍定销金及采捕金翠罪赏格。」淳熙二年，孝宗宣示中宫苎衣曰：「珠玉就用禁中旧物，所费不及五万，革弊当自宫禁始。」因问风俗，龚茂良奏：「由贵近之家，放效宫禁，以致流传民间。粥簪珥者，必言内样。彼若知上崇尚淳朴，必观感而化矣。臣又闻中宫服浣濯之衣，数年不易。请宣示中外，仍敕有司严戢奢僭。」宁宗嘉泰初，以风俗侈靡，诏官民营建室屋，一遵制度，务从简朴。又以宫中金翠，燔之通衢，贵近之家，犯者必罚。
志第一百七舆服六
○宝印符券宫室制度臣庶室屋制度
宝。秦制，天子有六玺，又有传国玺，历代因之。唐改为宝，其制有八。五代乱离，或多亡失。周广顺中，始造二宝：其一曰「皇帝承天受命之宝」，一曰「皇帝神宝」。太祖受禅，传此二宝，又制「大宋受命之宝」。至太宗，又别制「承天受命之宝」。是后，诸帝嗣服，皆自为一宝，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宝」为文。凡上尊号，有司制玉宝，则以所上尊号为文。
宝用玉，篆文，广四寸九分，厚一寸二分。填以金盘龙钮，系以晕锦大绶，赤小绶，连玉环；玉检高七寸，广二寸四分，厚四分；玉斗方二寸四分，厚一寸二分：皆饰以红锦，金装，裹以红锦，加红罗泥金夹帊，纳于小盝。盝以金装，内设金床，晕锦褥，饰以杂色玻璃、碧钿石、珊瑚、金精石、玛瑙。又盝二重，皆装以金，覆以红罗绣帊，载以腰舆及行马，并饰以金。又有香炉、宝子、香匙、灰匙、火箸、烛台、烛刀，皆以金为之，是所谓缘宝法物也。
别有三印：一曰「天下合同之印」，中书奏覆状、流内铨历任三代状用之；二曰「御前之印」，枢密院宣命及诸司奏状内用之；三曰「书诏之印」，翰林诏敕用之。皆铸以金，又以鍮石各铸其一。雍熙三年，北改为宝，别铸以金，旧六印皆毁之。
真宗即位，作皇帝受命宝，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宝」。大中祥符元年五月，详定所言：「按玉牒、玉册，用皇帝受命宝印之，纳玉匮于石感，以天下同文之印封之。今封禅泰山，请依旧制，别造玉宝一枚，方寸二分，文同受命宝。其封石感，用天下同文之印，旧史元无制度，今请用金铸，大小同御前之宝，以'天下同文之宝'为文。所有缘宝法物，亦请依式制造。」从之。天禧元年十二月，召辅臣于滋福殿，观新刻「五岳圣帝玉宝'及「皇帝昭受乾符之宝」，命择日迎导赴会灵观奉安。其宝并金柙玉钮，制作精妙。真宗以奏章上帝，承前皆用御前之宝，以理未顺，故改用昭受乾符之宝。
乾兴元年，仁宗即位，作受命宝，文同真宗。天圣元年，诏以宫城火，重制受命宝及尊号册宝。庆历八年十一月，诏刻「皇帝钦崇国祀之宝」。先是，天禧中，真宗刻昭受乾符之宝，而于醮祠表章用之。后经大内火，宝焚，乃用御前之宝。至是，下学士院定其文，命宰臣陈执中书之。皇祐五年七月，诏作「镇国神宝」。先是，奉宸库有良玉，广尺，厚半之。仁宗以为希代之珍，不欲为服玩，因作是宝，命宰臣庞籍篆文。宝成，太常礼院引《唐六典》次序曰：「一神宝，二受命宝，冬至祀南郊，大驾仪仗，请以镇国神宝先受命宝为前导。」自是为定式。至和二年，初，太宗以玉宝二钮赐太祖之子德芳，其文曰「皇帝信宝」，至是，德芳孙左屯卫大将军从式上之。
嘉祐八年，仁宗崩，英宗立，翰林学士范镇言：「伏闻大行皇帝受命宝及缘宝法物，与平生衣冠器用，皆欲举而葬之，恐非所以称先帝恭俭之意。其受命宝，伏乞陛下自宝用之，且示有所传付。若衣冠器玩，则请陈于陵寝及神御殿，岁时展视，以慰思慕。」诏检讨官考索典故，及命两制、礼官详议。翰林学士王珪等奏曰：「受命宝者，犹昔传国玺也，宜为天子传器，不当改作。古者藏先王衣服于庙寝，至于平生器玩，则前世既不皆纳于方中，亦不尽陈于陵寝。谓今宜从省约，以称先帝恭俭之实。」帝不用其议，乃别造受命宝，命参知政事欧阳修篆文八字。至哲宗立，亦作焉，其文并同。
绍圣三年，咸阳县民段义得古玉印，自言于河南乡刘银村修舍，掘地得之，有光照室。四年，上之，诏礼部、御史台以下参验。无符元年三月，翰林学士承旨蔡京及讲议官十三员奏：
按所献玉玺，色绿如蓝，温润而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背螭钮五盘，钮间有小窍，用以贯组。又得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