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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乡亲来闲坐时，她都会把我藏起来。她在深夜里对我发誓，永远不让村寨的人知道我的存
在。按情理而言，我在那儿有性爱，又有温暖，在那儿安身立命也就行了；但是我是为抗拒
“文革”的暴政，而逃到这里来的，总是像作贼的一般东躲西藏，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当时
中缅边界地区的盘查很严，时不时有越界逃跑的人被击毙或被生俘的消息传来，我再想越
界，已然丧失了机会。该怎么活下去？这是我体力恢复了以后盘旋在我心扉中的问题。终于
有一天，我作出了另一种选择——那是因为红卫兵串联到了她们的村寨，一种惶惶不安的心
绪，使我产生了决心要离开这儿意念。可是无论从哪方面讲，我都该把我的想法告诉她，但
是又怕她不让我走。几经考虑，我还是觉得不辞而别是个上策。当然这种行为，是十分不道
德的。也正是因为有失道德，使我一直都觉得有愧于她——将来你有一天如果写回忆录之类
的书，不要宽恕我，要写下我这笔良心债。一天早晨，她还在睡梦中时，我不辞而别地溜走
了。南逃的愿望已然破灭，我的路线是北返家乡……”
之后，姜葆琛历经了种种困难，终于回到了北京，为了逃避追捕，他只在朋友家中过了
一夜，就奔向了生养他的准葛尔草原。在逃亡的路途中，他听来自草原的流浪客说，那儿
“文革”的手段，比北京还要残忍；便在途中改变了计划，更名换姓地混进了雁北吕梁山下
的一支打井队。那儿人烟稀少，水源尤其匮乏，找水打井就成了当地的大问题。每天与打井
工人见面的，就是长城上的古烽火台。他在清华大学是学水利的，按说可以发挥其专长；怎
奈当地不仅是山峦叠起，而且地下水位极低，找水打井是个难上加难的活儿。但无论怎么
说，他在工人队伍里，是羊群里的骆驼。在没有文化的筑路工人中间，很快成了工人中间的
技术力量。比如：在雪地里他看见哪儿的雪融化得最快，就知道那儿下面藏有水源——在那
儿开钻打井（当地老乡叫做打“锅锥”），比盲目乱找水源工效要快得多。所以，尽管姜葆
琛不想出头露面以便于藏身，他还是很快成了打井队中引人注目的人物（他的擀面和面的技
术，就是在那儿练就的）。俗话说：树大招风。在一群没有文化的工人当中，有人开始怀疑
他的身份。在一天夜里的大清查中，他被身穿警服的武警，戴上手铐带走了——姜到了此
时，认知了再以假乱真，会给他带来更大的麻烦，便向武警言明了自己的身份是个“强劳”
分子——当然，他没有言及到出逃西双版纳的问题，那将涉及到叛国，在当时“文革”的高
潮中，是要掉脑袋的。
武警当夜将他驮在摩托车的后座上，并将他的手铐用铁环套在摩托车的车座上，以防止
他逃跑。当天晚上，姜被带到一个四面环水，中间是一座监狱的水上囚牢。监管人员，先让
他面对着牢墙蹲了几个小时（中间不许起立）；到了残阳西下的时候，才把他带进一排牢房
中的一间。就是在那一间牢房里过夜时，他才知道这个远离皇城的监狱，竟然原始到如几百
年前的宋朝。姜葆琛十分感伤地对我说：“说起来，你这个在大墙中度过了近20年的人。
都不一定相信，那里牢房里的犯人，每夜还要互相叫号。那排牢房之间，上边都有一个方洞
相通，一号牢房中值班的犯人，过了一定的时间后，就要高喊：‘太平无事哟——’二号牢
房值班的犯人，马上要接着唱合：‘太平无事哟——’接下去是三号牢房，四号牢房，五号
牢房……依此类推，一直到那排牢房，一间接一间地全部唱完为止。过上一个时辰，这叫号
声又周而复始。我躺在牢房里的大炕上，静听着那高一声、低一声的叫号，当真地掉泪了—
—这不是为我个人的命运而流下的眼泪，是为中国狱法的返祖而流下的泪水。我读的书虽然
不多，但我记得远在宋代，狱吏们为了让犯人自监以防止逃跑，在史书中留下犯人们互相唱
合的记载——多少个世纪过去了？多少革命的志士贤达，为了反封建主义，抛头颅洒热血，
争取中国的民主自由？但在那块封闭的土地上，还停留在远古时代——作为一个20世纪的
知识分子，能不为之涕零吗？！”
我沉默地听着姜葆琛的自白，心中也不禁升腾起一片苦涩。当然，那是一个监狱中最为
原始的角落，但仅此一家也足以值得我们深思的了。不是吗？！姜葆琛君后边的经历，就没
有什么曲线了——他被押送回天堂河。不久，大队人马开往茶淀，他便到了那儿的老残队—
—他是一个有风湿性心脏病的人，又经过了这么一场天南地北的折腾，当然只有进老残队的
份儿（虽然当时他只有34岁）。不久，他们又从茶淀调到山西大辛庄农场——我和他便有
了在老残队见面之后的又一次的见面。
一个有着严重疾病的人，在那个非人的年代，能够置自身病躯于不顾，像茧蛹变成飞蛾
那般，勇敢地突破丝网欲飞（尽管它没能成功）——这里不能不忠实地记录下中国知识分子
中的另一种类型的肖像。
第4节 不知道自己被判死刑的朱希
在大辛庄农场的几百名劳役人员中间，只有朱希是革命资格最老，对马、列理论接触最
早的人。他的行政级别为十三级，比长治市一把手的级别还高出一截。但就是这样一个老革
命，却在大辛庄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定性为反革命，他是我进劳改队以来，见到的一
桩最大的奇特冤案。也是知识分子中，以忠诚叛逆忠诚的另一种的典型。
朱希1916年生于浙江宁波，1938年入党于武汉。此前，他在上海从事进步书店的管理
工作，是一个博览群书，有着丰富学识的人。由于他的工作性质决定，在30年代的上海，
他接触到了大批的左翼文化人，成了一个很有见地的马克思主义者。至1948年4月，党中
央移师河北西柏坡后，陈伯达、于光远、毛岸英与朱希等几个人，也从石家庄到了西柏坡，
他们在中央的指示下，筹划了进京后的宣传出版工作。北京和平解放后的1949年2月6
日，朱希是随中央宣传部进入北京的。他先后出任国际书店经理和文化部出版局图书审读处
处长。他可谓是从青年时代起，就积极投身革命，并为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付出过血与汗
的人。
50年代初期，他的工作一路风顺。在1956年的在大鸣大放期间，他感到共产党在领导
着中国走向自由民主。为此他虽然极受鼓舞，但因当时他的工作繁忙，他为没有鸣放的时机
而感到遗憾。到了反右开始以后，他的思想开始不能适应形势的要求了，他认为这样翻手为
云，覆手为雨，把一大批热爱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划入反动资产阶级的范畴，是完全错误之
举。特别是储安平被划为右派，引起了他感情上的地震：在他出任国际书店经理时，储安平
当时是新华书店经理；两人接触极多，他觉得储安平是一个爱国的民主人士，何以就成了右
派？朱希是个敢于进言的人，仅仅为储安平鸣不平，就够打成右派的了，更何况他本人对反
右本身就持有异议，被划成右派当然是不奇怪的事情了。可是，朱希从一开始就拒绝扣在他
头上的这顶桂冠——能不能这么说，此举成了他后半生的悲惨命运之源？！
偏偏他又是一个十分认真的人。在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人人自危的年代，他就开始了与
最高领导人的争辩——“文革”开始后，这个朱希虽然以“不安定因素”被收容进了天堂河
强劳农场，他以一个革命者的气魄，依然不改初衷不断上书中央。他不仅对反右运动表示异
议，对大跃进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仍然直言不讳。后来，他经茶淀转移到长治大辛庄，对
“文革”中的种种有悖人道的行为，仍然连连奋笔疾书。他上书的范围，不仅有与毛润之先
生商讨的，还写下了有直接批判林彪“在一切工作中突出政治”的《七十年代纪事》一文—
—此时正逢“一打三反”严惩反革命分子的时期，朱希终于撞在枪口上了。
与毛润之先生不断商榷，在当时己然是无人敢做的事情；朱希又抛出与林副统师针锋相
对的《纪事》，其后果可想而知。朱希被戴上“恶攻”的现行反革命帽子，先是在农场里被
斗得死去活来，那些劳改队中的积极分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