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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坐牢；她也因其父亲的问题，而被开除出上海震旦理工学院医科专业，后来听说经受过比
我们劳改还要严酷的监狱生活。至于更具体的情况，他也无从知道，但他告诉我，想要了解
她并不难，因为她的爱人王继昆是个老右，也在这儿劳改。
“你认为她为什么能有那么惊人的毅力？而又那么默默无言？”
葆琛君低声地回答我说：“反正不是‘老三篇’显灵！”
“那又是什么力量显灵？”
葆琛君突然反问了我一句：“你为什么关注这件事，是不是又犯了你作家的职业病
了？”
我无言以答——我当真不知道一个女号的行为，为什么会对我产生这么大的诱惑。在我
的小屋中，我曾与张沪探讨过英木兰的精神动力问题，她与葆琛君的看法一致，说我死去的
文学梦，被这件不凡的事情，给重新点燃了。我极力否认这一点，我说我只是在浑浑噩噩的
生活中，发现了并不浑噩的人——而且她是个女人。
轮到我进屋去看病了。她在为我看病，我则在仔细地审视她。致使她觉得我这个病号，
目光中流露出异常。她先用手擦了擦她的脸，以为她的脸上带有什么污垢。我连忙低下了
头，怕她把我看成一个流氓。
“名字？”她说话是简短的。
我告诉了她。这回轮到她来审视我了，她说她给张沪看过病，知道我们的一些情况。我
没有在众目睽睽之下询及她爬大烟筒的事，这不仅因为看病的病号挺多，还因为我和她只是
初见，在此时此刻我如果谈及这一问题，不仅十分莽撞，而且有失礼仪。所以她给我开了
药，我立刻就走开了。但是她那形象，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我把“无畏”这个字眼，与她联系
在一起。她体态倒是并不单薄，但是她脸上那文文雅雅的气质，怎么能使人和爬高高的烟筒
钩连在一块儿呢？直到很久之后，葆琛专为此事，带我去找了她的丈夫王继昆，后来又渐渐
与她熟悉了，才算对英木兰的坚毅之举，有了铭刻于心的理解。这种理解不仅是对她个人
的，也是对历史和社会的；还可以视为对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别一种类型的认知——因
而，我在这里不能不多花费些笔墨，忠实地记录下这个劳改中的奇特人物。
她落生于1933年9月的北京，我与她同庚但她比我小着半岁，当我17岁那年，正在中
专读书时，她已经成了阶下之囚了。按法律，不足18岁的未成年人，何以成囚？这是一个
法律之蚀。反正她与几个在教会就读的同学，在同一天的晚上，都被带进了公安分局。逮捕
她的理由一直是个谜：一个从小进了教会办的慈幼院的孩子，少年时代进了教会的辅仁女
中，16岁进了震旦大学的年轻知识分子——即使是教会办的学校，她的家庭又是信奉天主
教的世代家庭，似也没有被逮捕的理由——因为她当年才17岁呀！
进了分局对她震动比较大的，是从分局向提篮桥监狱的转移，持枪的武警，先把她们五
花大绑地绑好，然后让她们两个人一对前后对齐——她当时有点心颤，以为是一颗子弹，可
以射穿前后两个人的脑袋哩！但是武警并没有处决她们，而是把她们押送到了监狱。
英木兰说：“过了没有被枪决的一关，我就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了。由于当时我的年纪很
小，倒觉得里边挺好玩的。牢房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四周的墙都是黑色的。还有使我觉
得新鲜的，提篮桥监狱是一座上下相通的楼，从上可以直接看到下边，这个陌生的角落，使
我有一种身在教堂的神秘感。当时，吃得当然比不上在学校，但是每吃一次鸡蛋，出于从小
受到的教育，我都让给别人。我最小，我该这么做。当时我就懂得人活在世界上，没有比付
出更神圣的事了。”
“付出”这两个字，对我很有启迪意义。所以我有如此的感受，与英木兰后来在生活中
的一连串的付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她在监狱里关押了一年多，终因没有具体罪行而被
释放。她回到故园北京时，年仅19岁——这时她才似乎明白了一点点，她是因父亲的株连
和宗教的关系，而进监狱的。她的父亲英纯良（英千里之弟），因昔日参加过胡宗南的部
队，后又脱离了国民党，在辅仁大学担任国语系教授，专事文学的教育工作——他认为脱离
了国民党，就再也不是国民党了，解放后“没有登记”，因而在1953年镇压反革命时被
捕，被判处7年徒刑。其父如此，其女亦然——这种血统株连，一直像影子一样追随着她。
回到北京以后，她从事医疗工作。尽管她在震旦医大并没有毕业，但是她天性聪颖，对
医学苦苦钻研，在一家震旦学长开设的诊所里，很快成了一个优秀的医生。但是好景不长，
几年之后，反右派运动开始，她并没有任何反动言行，可是追随她的那个影子，并没放过
她，在1958年，她被勒令停止了医生的工作——与社会上的“五类”分子，一起被送往京
西一个劳动地点从事运输的装运工作。
当时的她刚刚20岁出头，不但有充沛的体力，更有乐于助人的精神。无论从事什么劳
动，她都是个佼佼者。为此，到了那儿没有多久，便被调到运输厂的医务室工作。那个简陋
的医务室，没有任何外科的手术设备，但是她在那个方寸之地，为患者进行了近乎于神话般
的手术：青光眼的开刀，白内障的摘除，以及众多在小医院都无法进行的小手术。英木兰的
工作，在那个年代已经不同凡响，更令人崇敬的是，不久有一个来自儿童医院的大夫，因身
体不好，参加体力劳动有些困难，请求英木兰帮助她进医务室工作。英木兰不仅为她办成了
这件事，自己还顶替了她的角色，回到负重的体力劳动中来。此事，曾在运输厂引起轩然大
波，劳动成员们对此纷纷表示不平。但是英木兰对此安然处之。她对我讲起这段生活时说：
“一个人如果把付出作为人生的坐标，那么他就永远精神不死，我就是这么理解人生的。所
以无论面对多么大的困难，我几乎没有畏缩的记录。”
这就是英木兰。在此之后，她多次为别人付出：在1966年“文革”前夕，当时她已然
从运输厂被转移到“强制劳动”的劳改农场天堂河。虽然对她说来，这等于步入了谷底深
渊，但是她依然不改博爱于人的初衷。当时，在北京的儿童中，出现了“流脑”。为医治这
样的病儿，常常要为病儿输血——她身为医生，一次又一次地从自己身上抽血，将自己的生
命血浆，献给那素昧生平的幼小生命。致使她自己因营养匮乏，而患上了肝炎。她将她的这
些行为，一律认知为“应该的付出”，而与劳改农场的表现好坏，没有内在的关系。
我相信她的自白都是真实的，这个印象的得来，是多方面的综合：“文革”年代，大大
小小的批判会是不间断的。在我的目光中，她坐在会场一角，从来没有过什么是与非的表
态；这不等于她的心里没有一杆秤，但她是从不哗众取宠或有意讨好任何人的——包括劳改
干部在内。大辛庄农场的头头赵书记，老婆一连生了几个丫头，第六胎好不容易生了个带棒
儿的小子——可惜老天有意与之为难，孩子在没有满月的第28天，突然得了肺炎。英木兰
并没有从事儿科的任何经验——她大着胆子给那个婴儿使用了头皮输液，结果那孩子的生命
保住了。那位头头的夫人，为了答谢她的昼夜监护，用报纸包着一包东西，非要送给她不
可。英木兰推辞不下，拿回去当众打开——里边是四个白面馍馍，她笑着将其搓碎，喂了鸡
舍的鸡。她说，她费尽心血甚至是冒着风险，抢救那个孩子，只因那个婴儿是个生灵，而别
无其他。就是劳改成员家属生下的婴儿，也不会例外——只要是我能干的，我一定干好；即
使是我不能干的，我也要试试。
最后，我和她谈起她的婚姻。在我的认知中，一个自幼受天主教会影响较大，并把付出
视为生命本能的人——特别是女性，大多属于对婚姻淡泊的类型。英木兰认同了我的分折，
她说她所以迟迟到38岁才与王继昆结合（王继昆是来自外语学院的老右，英木兰的英语也
非常好），两个人有共同的语言，只是她走出这一步的原因之一；而更为本质的问题所在，
是出自于她对他的同情。王继昆本来是有一个美好的家庭的，夫妻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