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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傍晚，同类魏巍带回来的消息，使韩大钧不寒而栗：他的家被抄了两次，老母亲被打得
遍体鳞伤不说，还被轰到一间只有4平米的危房中去了。韩大钧心急如焚，但是队部就是不
允许其回家——直到有一天，韩大钧的母亲，被折磨成胃穿孔，医院把电话打到了团河农
场，农场才派一位姓姚的劳改队长，跟随他一起进城。到医院时，正逢医生给他的母亲手术
完毕，急需输血。作为儿子，韩大钧立刻挽起胳膊，为母亲输了200cc的鲜血；然后去母亲
住的危房（解放前为一座小武道庙）看了看，为母亲倒掉了罐子里的屎尿，才返回农场。
一路上，他越想心中越窝火。母亲年轻时丧夫，在上海从事慈善事业，可以说是个标准
的爱国主义者——1933年，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邓中夏（当时化名施谊），因为躲避国民
党的追捕，曾一度藏身于上海法租界。后来法租界因怀疑其居留于其境内的合法性，想将其
驱逐出界，在此紧急关头，当时的女地下党员唐豪，曾来找她求她帮助寻求法租界律师顾守
熙的帮助（顾为昔日她先生的朋友），她找到了顾，并从法律上解决了邓中夏的合法居留问
题。能拯救一个共产党创始人于危难中的爱国女性，怎么会遭这么大的罪呢？他觉得如鲠在
喉，不吐不快。
于是在有一次回家探望出院的母亲时，他怒冲冲地找到北师幼儿园（韩的母亲在这里工
作），与勾来红卫兵斗争她母亲的曹桂林和冯风风老师讲理。那两位老师本来出身不好，为
了自保而把韩的母亲推出去当挡箭牌——此时此刻，被韩大均质问得无言以答。本来事情到
此结束，也许不会惹火烧身，但是韩大钧是个孝子，这个老书呆子在场内继续给有关部门写
信，想让斗争他母亲的红卫兵，把他母亲送回到原来的住处去。在根本没有道理可讲的年
代，他硬要讲理，其后果可想而知：在1966年冬天的一个晚上，队部突然通知韩大钧与另
外几个“不安定分子”准备第二天离开团河前往茶淀。当时韩的母亲的病还没有痊愈，街道
上有同情心的老太太，特意去告诉她，儿子从农场打来电话，说明天就要离开团河。
这是一个母子双方都失眠的冬夜。第二天早上，韩大钧打点行装的时候，他的母亲拖着
带病的身子踏上了开往南郊的汽车。韩大钧心情失去了平静，他料到母亲会闻讯赶来，而他
此时业已被勒令登上了解放牌大卡车。好在南来北往的车都走同一条公路，韩大钧擦净了眼
镜片，睁大了双眼紧紧盯着南来的公共汽车车厢。真是无巧不成书，第一辆汽车开过去了，
他没有看见他的母亲；待第二辆汽车与卡车擦肩而过的时候，他当真看见了他的母亲。
他大喊了一声：“妈妈——”
汽车飞驰而过。
这个老北洋大学的学子，不顾一切地跳下车去，一边高举着双手，连连呼喊着：“妈妈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明知自己的两条腿难以追上汽车轮子，他还像是疯了一般在后边紧紧追赶。
四辆押送“不安定分子”的卡车，因发生了韩大钧的跳车事件，都停在了马路上。几名
身穿警服的劳改队长，都从车上下来追赶韩大钧。这连环追的戏剧，使马路两侧的行人都停
下了脚步。
追在最前边的一位劳改队长，眼看已经揪着韩大钧的棉衣衣襟了，一失足跌了一个大跟
头。他爬起来高声喊道：“抓坏人——抓坏人——”
韩大钧的命运可想而知，“文革”筑起来的阶级斗争的大网，一下子把他给网住了。革
命群众与公安人员，把高高大大的韩大钧逮住了。没有什么客气的，给他戴上一副手铐，然
后把他往车上一扔，他寻母之梦到此终结。一个没有学过武术的知识分子，何以会在来茶淀
的卡车上，演出了像动作片里的跳车镜头？多年之后，韩大钧已是大百科全书的编审时，我
曾询及他这一问题，他的回答非常简单：人性使然。除了母子情深之外，有一件事，使韩大
钧终生难忘：那还是在60年代初的饥饿岁月，他当时已是二级浮肿号。在一个冬季的雪
天，他母亲下了开往茶淀的火车，踏着半尺深的大雪，步行了几十里路，来给他送食品。待
到了接见的地点，他母亲的两只棉鞋，已经全部湿透。接见室里有一盆炭火，他母亲脱下滴
水的棉鞋放在火盆旁边烤干时，韩大钧发现母亲的一只鞋，鞋底与鞋帮已然分离；另一只
鞋，底帮倒是没有分家，但是鞋底上磨出了一个圆洞。韩大钧的眼泪，顿时流了下来……为
了送两斤食品，老母亲走了这么多路，已经使他觉得愧对了母亲，而这双已无法再穿的棉
鞋，怎么再走这几十里的雪路？！他母亲用细绳捆了捆那只分了家的棉鞋，又把那只透了底
的棉鞋，塞上了一点儿从棉衣上扯出来的棉絮，就又踏上归程的雪路了——后来他才知道，
他母亲没走多远，那鞋底鞋帮就又分家了；他母亲等于是赤着脚板，趟着雪路回到火车站的
——想想母亲的付出，他也就有了跳车的勇气（我曾对他建议，将他的这一段往事，编进中
国大百科全书的“‘文革’与知识分子卷”）。
两年多前，四卡车“不安定分子”重来茶淀。
两年多后，我们这些“安定分子”也到这块故土上来了。不同于他们的是，他们是坐汽
车来的，而我们是坐火车来的。至此，“桃花源”变成了我们生命中旋而即逝的幻影，悲歌
咏叹中的一个飘然远去的欢乐音符。
第2节 在西荒地“五八二”
我和我的这些同类还原于“582”分场。回想起来，颇有点黑色幽默的意味。与我同来
“582”的原新华社记者戴煌，曾对我做过一个比喻：我们可以比作猴子，马戏团给我们穿
上几天衣裳，让我们串演了几天半人半猴的怪物——现在马戏结束了，一切都还原回了原始
状态。
我也以苦涩的幽默回答我的这位同类：“好一点儿了，这儿离埋死人的‘586’，比我
原来呆过的‘583’、‘584’，要远一些。”
“你不要净挑坏的说么。”戴煌说，“也有好的一面，这比你过去呆过的地方，距离张
沪不是近了一点儿吗！”
是的，回到老巢来了，又与张沪到了同一块地皮上来了。仔细想想，去团河只是给了我
一个海市蜃楼般的梦——除了与家人的一半相聚了几年，一切都和当初一样。摘了右派铁帽
和没摘一样，我与同组的成员，又回到了五毒俱全的群体中。我的组长名叫平克贤，原本是
昔日八大胡同里的一个妓院老鸨；还有一个我终生难以忘记的惯窃“何大拿”（名字我记不
清了）；另外有几个因流氓罪进来的成员和一个过去当过法国传教士的高学海。主管我们的
队长姓崔，我初到那儿的第一天，就听见“二劳改”们在背后叫他“崔阎王”，另一个队长
姓翟，背驼得像个标点符号中的“？”
我在万念俱灰中与这几位睡在一条大炕上，情绪之烦躁可想而知。临离开团河之前，我
把《北京日报》退还给我的书，运到了家里：重返茶淀时，我选了几本，塞到行李之中——
这绝不是为读书，纯粹是为打发时间。当然，在那个天地一片红的年代，我要带的书，都是
革命的书籍，除了法国作家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有点不合时尚以外，其他如高尔基的
《母亲》，方志敏烈士的《可爱的中国》，在那个年月政治上都无可挑剔。此外，我还把我
在50年代中期出版的三本书，也装到一只破纸箱的底层——那是我怕自己随波逐流，在劳
改队堕落下去，而为自己准备下的三把戒尺：我曾是个有抱负的年轻人，虽然命运还在不断
恶化，梦已破碎成为天边一缕游丝；但是人往下走是非常容易的，我不想让自己一滑而不可
收。
我的更多的同类，分在了三中队。因而我为了寻找知音，一有空闲时间，除了翻看高尔
基的《母亲》之外，便离开我所在的四队到三队去找同类聊天。那儿有戴煌、阮祖铨（来自
商业部）、李建源（来自新华社）、裴连振（原机电部工程师）等十多个老右。大家悄声谈
论最多的话题，不外是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大概在我们到“582”两个多月的时
候，同类阮祖铨与李建源之间，因开玩笑，引发了一场祸事：当时全国正流行着戴伟大领袖
的像章，阮祖铨的家里，不知出于什么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