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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家里有吗？”
我说：“有，但是封存在场部的仓库里，我无心去拿出它来。”
他央求我说：“哎呀！你搭鹊桥，是修阴德嘛！你就发发慈悲，帮老朋友一把，将来我
请你吃喜糖。”
我确实动了真情。一个被解禁的“二劳改”，一个与我在茶淀就相识的同类，他的内心
世界孤独得像一座坟莹，难得有这么一个与女性往来的机缘。这是我动情的第一个原因。第
二，这位姑娘，居然有看《金蔷蔽）有欲求，想看此书的人一定不是俗人一一此书为前苏联
文学家所写，我是非常爱读这本书的。出于好奇，我也想亲眼目睹一下这个奇女子的风采。
于是我答应了陆丰年君对我的要求，没有这本书不要紧，我可以从朋友处借到。我此时想起
昔日的一位女同学（我和她在上师范学校时，曾有过一段洁如冰雪的友谊），此书我从她那
儿一定能找到。我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想起了她，也绝非偶然——有一次，我去宣武门外菜市
口的一个二手商店，去买我的交通工具自行车，正好与她相遇在小巷巷口。正是由于昔日友
谊的纯洁，使我和她的这次意外相遇，才更具有十分珍贵的意义。我们站在小巷巷口，谈了
很多很多。出于友情，她十分关注我的生活处境，并告诉我有什么困难一定要找她——当时
她正当着小学教师，名叫陈燕慈——就是当今先锋派女作家陈染的妈妈。
那本《金蔷蔽》我就是从她那里借来的。按着陆丰年告诉我的地址（记忆中，是前门外
向西拐的一条小胡同），趁着我从家里返场的时候，顺路把那本书给这位从未见过面的姑娘
送去。记得那是一个败落了的大庭院，家中的两个老人都挺善良，听说我是替陆丰年来送书
的，立刻叫来了他们的女儿。她身材修长，肤色白皙，在我的记忆中个儿似乎比陆君还高一
点，只是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戴着一副墨镜，直到我站起身来告辞，她送我出门，那副墨镜也
没有摘下来。
回到农场，陆君当然十分关心这件事。我说我对她的直感相当不错，是个老实姑娘；但
是在赞美之余，我也提出我不理解的墨镜问题。这时陆丰年才对我讲了事情的另外一面。他
说：“你想一下，谁家的姑娘愿意与咱这号人联姻？她的一只眼睛从小失明，上学上到初中
毕业就再也不想上学了——我是个什么人，是个精神残疾，跟她交上朋友，将来能成家，说
句不中听的话，就算是瘸驴配破磨吧！”
他的最后两句话，说得非常忧伤，使我顿感桃园的情爱史，从一开篇，就染上了政治的
色泽。不是吗？如果此时陆君不是老右——而是农机学院走向工作岗位的干部，能有这样的
择偶条件吗！时代把爱情乐章的每一个音符，都掺进了无法逃避的政治因子，我倒真有点儿
对杨春英的勇敢肃然起敬了。
之后，陆丰年与杨春英当真地结合了。可是在结婚登记时发生的事，使他俩大为尴尬。
他俩走进了登记处之后，那位负责民事婚姻的女干部，先把陆君盘查了很久，这已然使
他俩面红耳赤；最使人难堪的是，在盘查完了陆君之后，对杨春英的动员：
“你知道团河是什么单位吗？”
“知道。”
“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知道。”
“那你对我们说一说他是什么人？”
“……他原来是个右派，摘帽子一年多了。”杨春英头低得挨近了胸脯。
“我们是对你负责，才问你这些问题的。据我们所知，劳改农场的摘帽右派，与社会上
的摘帽右派，还不能等同看待。他们虽然摘了帽子，并非有实际意义上的公民权，这一点我
们必须对你讲清楚。现在你改变决定，还不算晚。”
杨春英被推到了十字路口，这一霎间她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当然，最后的结果，是杨春英手上的那支笔，还是在结婚申请书上签了字——她作出了
超越那个年代的选择，被我的同类们称之为中国60年代的奇女子。她虽然一只眼睛失明，
但是她的心灵并没失明。
由于陆丰年在北京有了个蜜窝窝，他每到周未便有了去处。他归来之后，常常毫不掩饰
地赞赏女性的体态美。因为我对他的婚姻有过帮助，在桃园干活时便常对我说：
“她那两条腿，又长又白又美，就像是跳芭蕾舞女演员的腿。我一个‘二劳改’，找了
这么一个老婆，一生足矣！”
其他同类，都是有老婆的人，看见这个光棍能有个家，如同野鸟有了巢穴，都真心为他
高兴。也可能正是他非常珍惜这个蜜窝窝的原因，陆丰年在劳动时特别卖劲。但与此相矛盾
的是，在干活时我常常听见他唱那支很凄婉忧伤的俄罗斯民歌：
告诉我老婆
千万别悲伤
若有知心人
请你嫁给他
其实，这支歌是很长的，可是陆丰年君总是哼唱这歌儿中的几句，这不能不说是他流露
出来的潜在心声。是哪一位哲人说过如下的话：“越是珍惜的东西，越是担心失去。”这句
话，可能算是同类陆丰年的灵魂透视。但正是由于害怕失去，他就更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以
使苦难的情缘地久天长；他后来在一个劳改生活的十字路口，被时代的谎言诱骗到遥远的大
沙漠中去了——这是后话。
就我个人的感情世界而言，在这一段干活吃饭的空虚生活中，除了母亲、儿子、妻子以
及文学界的友人给我生活下去的勇气之外，前文提及的中学时代的学友陈燕慈，也给了我精
神上的鼓励。按说她在学校时，是个十分标准的布尔什维克，是个骄傲的公主，此时此刻，
她却非常同情一个阶下之囚，这是我必须要提及的一件难忘的往事。
第12节 “桃花源”对岸的那位老人
始自1963年的夏秋，我就开始注意那个奇怪的老人了。
桃园里有一个丁字形水塘，它原本是引凤河之活水，而成为活水塘的——但不知始于何
时，活水断流而成为死水塘。由于这儿环境优美，团河农场的医院，就在那个宽不足20米
的水塘对面。
我和我的同班成员，经常可以看见水塘对面，坐着一个持竿垂钓的老者。之所以让人感
到有点奇怪，因为这个老人十分孤独。最初，我们都以为他是个农场里离、退休的老干部，
并没引起多大的注意。但是不久我就觉察这个老者，身边从没有出现过孩子和家属，这是不
太正常的现象之一；之二，这老人好像是一座时钟，只要是好天，他9点钟左右保证坐在河
塘的土坡上；之三，据我所知，这儿场里的头头，家都住在城内，难道他的家在农场？之
四，如果他是个住院的病号，有病号穿的衣服——他总是那一身蓝色的中山装；之五，这个
水塘里不能说一条小鱼也没有，可是寸步之外的凤河，还有凤河旁边的团河宫，不仅比这儿
垂钓方便，而且风景秀美，我站在这岸，从来没有见他钓上过鱼来。
同班里的刑事犯罪的解禁人员，可能对此并不太敏感，我们几个老右（包括来自部队的
寇邦安，他曾参加过林彪指挥的平型关战役，是个生活方面出了问题的解放军原校级军
官），脑袋里可有着阶级斗争这根弦儿——几个同类一致认为，这是一个深不可测的神秘人
物。人越是无聊，越要寻找精神寄托，于是这个若同标准钟的钓鱼人，一度成了我们相互破
译之谜。
何群过去是从事会计工作的，有着超凡的缜密推理：“这个年代，关押人的办法很多；
软禁是对待老革命的手段之一，我猜这老头是一名要犯。”
“怎么不见警卫？”
“这种人是用不着警卫的；就是有警卫，也不会露面。”
最后，几个老右统一了认识，这是个有来头的人物。
有一次，董维森与总场的女园艺师（我只记得她姓张），来桃园巡视工作，我趁张不在
的时候，曲线地询问了董一次。我说：“水塘对面，有个钓鱼的老者，他要是场里的干部，
我们能不能给他送点桃子过去？”
董惊奇地看了看我：“你怎么有这个想法？”
“他挺孤独的，总是一个人。”
董维森对我笑笑：“你们别干越界的事，那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他是……”
董只是对我摇摇头：“你就管好你自己的事就行了，不要乱管闲事。”
我的索密无果而终。但是我通过董的回答，更加明确了一点：那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