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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花海，大自然没有界限，它赐给我们的同样是一片盎然生机，使初到这儿来的我，心情
为之一爽。特别是这里界邻外部的自由世界，站在桃园的边地，可以看到马路上的行人川流
不息。无论怎么说，这花的世界，空气中弥漫着茶淀从没有过的花香；每天在树行子中耕耘
虽然汗流泱背，却真有身在“桃花源”之感。
记得到桃园没几天，我在树下种草莓时（长长的桃树行下都种有草莓），有几片桃花，
在风中徐徐飘落，我忽然记起了郭沫若在《棠棣之花》中的几句极为盂浪的诗：
春桃一片花如海
千朵万朵迎风开
花从树上纷纷落
人从花中双双来
触景生情地想起了还留在茶淀的张沪，绝好的风景立刻一片肃杀。她给我来信说，她们
少许的几个右派，只有一个老右摘帽（马敏行——唐达成之内姊），她和另外几个老右，原
地踏步。我很感伤，无论哪方面来说，张沪都应比我先摘帽——她出身革命家庭，我出身地
主家庭；她是上海的地下党，在解放前的1947年，差点掉了脑袋；而我那时候，还是个什
么也不懂的学生。之所以反差如此之大，只因为我来了团河，碰到了十分爱才的董维森，问
题就这么简单。
说来也巧，由于中国政治形势的阴晴无常，我来桃园不久，大概是对老右的解冻，也告
一段落，董维森从右派队调到我们中队当指导员来了。他一到这个农工中队，我就被委派当
桃园班副班长。几片桃花飞落在我身旁，所以能勾起我的浪漫憧憬，与我当时多方面的处境
有着密切的关联。在这种心绪中，我做的第一件蠢事，就是把我涂鸦成篇的小说《彩凤打
擂》，在周日回京休息时，寄往了《中国妇女》杂志——当然我必须言明，我已摘掉了右派
的铁帽，这等于是投石问路。与此同时，我致函中国作协，我已不属老右的范畴——我虽然
被《北京日报》社开除公职；但作协的性质是学术团体，并没有对我有过任何处理。直到今
天，我也没弄清楚其原因，有一天，董维森把作协寄往团河农场的一封信函交给了我。虽然
劳改队例行了对信件的检查，但董维森把信内寄来的一张电影晚会的票，交给了我。
我用目光询问董，该如何处理。因为类似这样的事情，全团河农场没有第二件。
董笑笑说：“这是好事么，中队给你一天假。拿到信后，我看了看，电影晚会在星期
四，不是在周末；中队还是让你去，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当天算你出工。”
我虽然有点飘飘然，但还没有完全失去自知之明。我说：“这不太合适吧，不知过去有
没有这种先例？”
董的回答使我终生难忘：“过去这儿没有管理过右派。没有先例没关系，我们可以开创
个先例。你去吧！”
记得回京看电影的那天，算得上梦上续梦。家里接到《中国妇女》杂志的一封来信，言
及我的小说将要发表。编辑询及我现在的工作单位，并要我立刻复信给她（她姓秦，名字己
然记不清了）。我如实把我的情况，函告了这位女士，然后去参加电影晚会。当时作协俱乐
部，在王府井北大街路东的一座礼堂，离我家还有几里地的距离，对于劳动了几年的我来
说，这点路程完全可以以双脚代替公共汽车。可当我走近作协俱乐部时，我的脚步不自觉地
慢了下来：在那儿我肯定会碰到熟人，而且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一些批斗过我的人，我将以什
么样的态度，面对必将发生的尴尬？我是想看到我昔日的一些朋友的，我又该对他们说些什
么？想来想去，我还是晚些进场为好，因为我不想过多地失去我应有的自尊。
大概电影已然开场了，我才进场。尽管我回避着文学界同仁的视线，还是被康濯首先发
现了。他轻声地招呼我：
“从维熙，你……你……”他因吃惊而更为口吃，“来，坐过来。”
我坐到了他身旁的位子上。不待他对我再进行询问，我用最为简明的语言，向他说明我
的一切。反右期间，他在批判刘绍棠的时候，虽然点过我的名，但是那些言不由衷的话，在
我看来是迫不得已。他对同年代的作家，据说有湖南辣子之称，但他对待文学晚辈，还是很
宽厚的——我早在1953年就结识了在文学讲习所工作的他，全国第一次青年创作会议之
前，是他介绍我参加作家协会的。出于良知，我不能对他有任何的不敬。他听了我的情况
后，说了几句勉励我的话，要我努力改造思想云云。
我记得当天看的电影，是一部日本片，片名是《珍珠女王复仇记》。由于其中许多裸体
镜头，康濯连连摇头。之所以如此，因为当天他是带着他的儿子来看电影的，怕是有伤风俗
的画面，对孩子身心健康产生不良的影响。我则感到是一次真正的解禁，因为在那个百花凋
零的年代，了解一下世界电影的潮流——尽管我也不适应影片中过多的肉色渲染，但还是感
到没有白来。特别使我难忘的是，在散场时我看到了在北京人艺工作的老同学刘厚明，他十
分关切我的处境。马路上已经行人稀疏，我和他在街头踯躅了很久。我对他毫无保留地谈了
我的心声，他当即问我愿不愿意去东北文联工作。我当时身陷囹圄，还考虑什么东北、西
北，我说我哪儿都愿意去——只要能让我写东西就行。
一场荒唐梦！
我是到了1964年，才梦断“桃花源”的。
我接到《中国妇女》杂志的来信，小说因故不能发表。那个“故”字是什么，当然是政
治之故。进京时顺访厚明，厚明说东北那个单位，已经同意要你，但是……但是……“但
是”是什么，当时他没有明确告诉我（直到我1979年平反回京，厚明才告诉我，他为我的
事情，还遭到了划不清界限的指责。东北某城市文联，去我的原来单位商调时，原单位不仅
没有支持，反而认为厚明牵线搭桥，是划不清界限的立场问题）。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我多
次去绍棠家，他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党内重新占据了统治地位，他和燕祥已无发
表作品的自由——王蒙在北京师院教了一段日子的书，现已调往新疆。他还列举出彭德怀在
庐山会议上，遭到毛泽东以及中央政治局的轮番批判。特别刺耳的是，我从绍棠嘴中得知，
江青以主席夫人的身份，第一次出面组织对鬼戏《李慧娘》的批判。当天，我和绍棠都喝了
不少的酒，深感对老右的解放，已化作为中国天空飘逝而去一朵祥云。到了1964年的春
节，我去绍棠家看望他时，他给我看了一段他手抄下来的——毛泽东于1963年底对文艺界
的一段批示。我转抄了下来，当时的意思是警示自己丢开幻想，不要再做回归文艺队伍的美
梦。保存至今，成了那一历史时期文化界的真实写照。
毛泽东的批文如下：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
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
到了1964年夏天，绍棠在一个落雨的晚上，去我家看望我母亲和孩子时，又把更坏的
消息告诉了我。它就是后来成为文艺界人人感到自危的那段毛泽东的批示。胡绳将其写进了
《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中：
毛泽东看了《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又作如下批示：“这
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
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
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至此，我的梦已经变成了碎片。我在劳改农场虽然身份卑贱，但无文场中没完没了的纠
葛，这不仅仅是自我安慰，也是当时的真实——我无路可走，只有安身立命在“桃花源”里
耕作——当我的园艺工了。
当时我被评为二级工，月工资36元2角，除去每月吃饭用去20多元，加上吸低档劣质
烟草，所剩无几；但是每周周未，可与母亲和儿子欢聚一次，这对我的老母幼子来说，也算
是难能可贵的了。这一年多的光景，儿子曾对我表示过不满，说我星期天总不在家里跟他一
起玩，小小人儿还不知道他的爸爸，此时正在为改变厄运而挣扎。待这一切成为泡影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