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茬口，她……”
“你真认为你的文章反党了吗？”我认真地问。
“现在是从效果追溯你的动机，而不是从你的动机，判断你的效果。”他侃侃而谈，
“维熙，说句私房话，我认为这是匈牙利事件在中国投下的阴影，才对知识分子操动干
戈。”
“被匈牙利事件吓昏了？”我问。
“所以杀鸡吓猴。这真是中国的悲剧。”
连声叹息之余，我和他都沉默了。加上绍棠爱人曾彩美，本来不爱说话。屋子里静得如
同没有人迹的沙漠一般。
“你要丢掉幻想。”许久之后，他说。
“可是周游叫我去摘‘社教’呢！”
“他的好心固然可敬，但这不是他能力挽狂澜的。”
“也许会出现一个意外吧！”
他苦涩地笑笑：“但愿如此吧！我希望你能幸免于难。”
我不敢久留。借着夜幕为屏，他送我到路口的汽车站，握手告别。他的手大我一轮，致
使我感到这次握别格外有力。说不尽的难言之隐，都在这紧紧地一握之中了。
此刻，他那只手在擦着眼镜。不停地擦，可以判断出那完全是潜意识的机械动作。
“从维熙！你坐到靠前一点来。”有人招呼我。
不是商量，而是命令。我平日喜欢坐后排边座，没有一个人过问。今天后排靠边的地
方，还坐着王蒙、浩然、李希凡……以及者作家端木蕻良、李克、李微含……我很快理解了
呼喊我的意义。
呼喊我的是市文联秘书长田稼同志。他有着敦敦实实的身体，白胖胖的脸庞，显得非常
健康。可能是劳心太多之故，过早歇顶，因而在健康的体魄上，点缀了微少的老痕。当找遵
命往前挪动席位时，他两只大眼睛专注地盯着我，仿佛我脸上有什么肮脏的东西似的——对
了！这天早晨我心里忙忙乱乱，只刷了牙，当真忘了洗脸。
和我并排坐在头排的人物，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有邓友梅、陈模。剩下几个座位，上面坐
着工人作家赵坚、高延昌、李维廉……还有《中国青年报》和《北京日报》反右办公室的工
作人员，《北京日报》的代表是小个子周铁生。
此起彼落的批判之词，我今天已无法还原。反正紧紧围绕刘绍棠篡改毛泽东文艺路线而
兴师问罪，是这次会议的主旋律我倒难以忘却。老实说，这也是意料之中的罪名。在济济文
坛，惟独牛犊子刘绍棠对延安文艺座谈会直面提出了修正意见，冒犯了神的尊严，岂能得到
宽怒？！
中国的知识分子也着实值得称道，不用田稼指引，都知道从哪儿下刀最为方便，多数文
友，是直指政治立场这根命脉。尽管他们心里不那么认为，但嘴、眼、手谐和统一的激昂表
情，却都表现得像是真的一般。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造就出一批批真假难辨的演员，他们
扮演着令人肠断的角色。
我愚笨而懦弱，尽管也想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得更好一点，但总是不成功。我思想方法上
至今仍有一条劣根，遇事过多地为对方着想。那天，在会上我这个毛病再次暴露。在一些文
友发言批判之后，我游离开政治话题，给绍棠生活上提出揭发。我结结巴巴他说：“他在
《田野落霞》这篇小说中，写党的干部风纪败坏。我曾问过他是否有这等事？他说在运河边
上出现过大姑娘溺婴，是生活的真实。”我又说：“在北京的青年作家中，只有刘和我不拿
工资靠稿费生活。有一次在闲谈中，我和他都深感一边写作，一边还要考虑饭碗，心神很不
安定。刘说如果能有3万元的存款当后盾，利息够吃饭穿衣的，心就能踏实下来，有条件去
长期深入生活了。不然，心里总有后顾之忧，影响写作的精雕细刻。”我还说：“有一次，
刘患肠炎，考虑到可能是村里食物不洁造成的，便带了些馒头下乡。”会议主持人当即指出
我只说芝麻，不说西瓜；只谈生活，不谈政治。我落了个态度恶劣，包庇右派分子刘绍棠。
但是，没过儿天，这些“艺麻”在报纸上都被放大成了“西瓜”。报道这个会议的记者，以
《从神童作家到右派分子》为题，妙笔生花地裁取了所需。把绍棠谈及的有3万元存款就能
安心生活、安心写作之说，耸人听闻地变成了“刘绍棠扬言要为3万元而奋斗”。把他犯肠
炎，带馒头下乡之事，写成了“下乡常常挎着一篮馒头”。并说“他和从维熙等堕落到专门
爱谈‘大姑娘在河边生私孩子’云云”。这篇文章，后来变成对青年进行教育的活教材，四
处流传，殊不知这是下等记者断章取义之劣行。至今，这位记者尚在人世，真不知他有无对
绍棠的负罪之感。
当时，尽管我懦弱得如同一株小草，但尚未涡灭人的良知。读报道后，我立刻给这位记
者写了一封抗议信，指出该文扭曲了我发言中涉及的事实。可以想象，这种“抗议”的声音
还不如一只蚊虫哀鸣，不但不被理睬，反而在后来批判我的会上，被指责为“这是兔死狐悲
的没落阶级感情大暴露，是抗拒反右派斗争的反动行为”。奈何？事后，我将那份报纸保留
了很长时间，我从字里行间，嗅出八个大字：“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因为这篇刊登在
《中国青年报》一版显要地位的文章，不仅漫画化了刘绍棠，更为荒诞的是，把几个素昧生
平，和我毫无接触的人，都囊入一个右派反党小集团之中。邓友梅身在北京，我们只是在会
上见过面，会下无任何来往，纳入以“刘、从”为核心的集团首犯，已属不实；至于天津的
鲍昌，浙江的郑秉谦和洪禹平诸公，我们既无书信往来，又无一面之识的缘份，怎么会成了
一个反党小集团呢？！
形而上学的猖撅，并不是始于“文革”。1955年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已见端倪。1957年
反右派斗争形而上学成风。谁的调门最高，谁就是反右积极分子。“四人帮”骨干姚文元就
是靠反右起家，从“形而上学”的“文棍”一跃而跨过龙门的。因而，就其实质来说，反右
派斗争给极左的无限膨胀提供了土壤，是“文革”在1957年的预演，是“文革”法西斯暴
行的序幕。当时，被批斗的右派也没有被戴上纸帽子游街示众，但究其运动本质，是1966
年“文革”的起步。
譬如：我在《北京文艺》上的论文，充其量不过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
学术讨论，指出其不够完备，不够确切而已。但是自从刘绍棠定性为右派分子之后，一位老
作家在著文批判这篇文章时，完全抹煞了其学术性质，而上升为政治立场问题。我在《长
春》月刊发表的小说《并不愉快的故事》，不过是揭露农村生活的真实一隅，却首先被长春
市文学界声讨，视为一株“大毒草”。此篇声讨文章被〈北京日报》文化生活版转载，我尊
敬的前辈作家老舍在《北京文艺》上著文时竟说：“从维熙写《并不愉快的故事》，意在煽
动农民造反。”（我非常敬重老舍先生在“文革”中的太平湖之举，老人为后代文人作出不
甘屈辱的示范。但为了尊重1957年历史真迹，请原谅我写上了这一笔）。
我的命运已经注定是“另册公民”。本来，无需对宣布我为右派分子的那个批判会再费
笔墨，批判我也像批判其他右派一样不外都是“低头”。“老实交代”、“坦白从宽，抗拒
从严”一类的声音。但是，我还是要写下会上的一段小小插曲，因为在这个会上出现了与反
右运动气氛相悖的不谐和音：我记得那天中午，天开始淅沥淅沥地下开了秋雨。莫非是天为
我哭？为那些承受命运严酷打击的知识分子而泣？我心中分明滴落着血，但眼中无一滴泪。
但是，当我在会上，却被闪光的良知催下了泪水……
“房树民，你是从维熙的朋友！你们一块在孙犁主办的《文艺周刊》上发表作品！现
在，我们希望你能和他划清界限，对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进行揭发！”会议热烈了好一
阵之后，主持人点了房树民的名。
这时，我才发现他瑟缩在会场的一角。
他为人极忠厚老实，和我同是师承孙犁“荷花淀派”的青年文友。我真希望他能够淋漓
尽致地把我揭发批判一顿，因为此时的我，已成为一面万人争捶的破鼓，无论他怎么“上纲
上线”都已对我无损，相反倒能为他自己增加安全系数。
我期待着。会场也期待着。
他平日是个沉默无言的人，但此时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