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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同类相亲，黑乌鸦对‘黑五类’中的‘老五’流下的眼泪！”
一片嬉笑之声——我别无选择，只好跟着同类们一起苦笑。
“不！你们都说错了。要说析梦问卜，还得我曹克强。”师大地理系来的老西子，露出
他的斑斑黑牙。他一开口，就使同类哑音，“让我看，你们这些甚的‘吃屎分子’，只有在
这儿接受劳改的命。你们读过《易经》没有？那里边充满了辩证法，比如，其中的天人合一
以及阴阳互换甚的，包括了宇宙间的许多学问。我们都是在五七年倒了大霉的人，维熙君比
我们的命运更惨，夫妻俩一块从天堂进了地狱——《易经》中包含的物极必反的哲理启示我
们，如果这泡老鸹（即乌鸦的俗称）屎，落在当年的乾隆皇帝身上，当然是大凶的象征。但
是我们已经是地狱里的鬼了，《易经》中的阴阳转换告诉我们，这泡老鸽屎，无论落在谁的
身上，谁都要走好运了。而老天有眼，这泡老鸹屎不落在别的同类身上，偏偏落在维熙君身
上，正是天意表明维熙君命运要有什么转机了。你们还不懂什么是真正的辩证法，因而对这
泡老鸹屎，做出了完全相悻的解释——我在这里有必要对你们进行一点辩证法的教育。”
曹君是老右中少有的几个幽默人物之一。他读过的杂书又多，因而当他的话一吐出舌
尖，当真起到了压轴戏的作用，有的同类表示同意他对这泡乌鸦屎“反弹琵琶”的解析，并
拿我开起心来：
“哎呀！从公将有什么喜事临头呢？”
“摘帽子？那可是天大的好事！”
“也许是要唱一出《天河配》吧！张沪是不是要来团河探视你？”
本来，同类们难得找到一个取乐的机会，那泡乌鸦屎便成了劳动中的一乐。曹君还煞有
介事地向同类们宣布：你们这些“吃屎分子”一旦不吃劳改饭了，政府再不管你们，你们怕
是要喝西北风活着；我这老西子不怕找不到饭辙，摆个卦摊甚的，还能喂饱肚子。至今，这
一场苦中作乐中同类的音容笑貌，还历历在目。当天，我也丢开了晦气，和同类们乐成一
团。但是人生一世，确实有无数的巧合，就在那一天晚上，我们正在读报的时候，与美国鬼
子在朝鲜打过仗的小队长王贵峰，从队部办公室开会回来，就招呼我说：“董指导员找你，
让你去办公室一趟。”
我说：“前几天刚刚找过我了。这次……”王贵峰说：“为啥找你，我不知道，反正不
是为书的事。第四小队原来的小队长，要调到院门口当中队值勤，是不是叫你去到第四小
队？我这可是胡猜，你可别认真。”
我认为没有这种可能，因为在我的劳改历史中，一直是一头磨道上的驴儿——听人呼唤
的；要我去指挥别人——那等于是太阳从西边出来。可是白天与我在一起干活的同类们，却
立刻和那泡乌鸦屎联系到一块儿了，说我到了时来运转的时候了。并且在我走出屋子的时
候，有人高喊——乌拉！（乌拉即当时的苏联语“万岁”之意）
从“乌鸦”到“乌拉”，真有点像是一个寓言。一切正如王贵峰所告诉我的那样，我走
进董维森的办公室，他就通知我这一“任命”。我反复说明我不是那块材料，又没有干过这
种工作。我说我不怕劳动，不怕吃苦——但是不会组织劳动，更没有管理几十号人的本领。
董维森一开始没有批评我什么，听到后来终于识破了我的心机：
“你是不是不愿意向政府汇报别人的思想，以显示你的清高？”
我违心他说不是出于这个原因。但是董维森对我亮出了底牌，他说：“你们里边不缺爱
打小报告的人。比如，今天在工地上，一泡乌鸦屎拉到你身上的事，我马上就知道了——政
府的耳报神有的是，可是这种汇报对你们自己毫无意义。上边关注的不是这些屁事，而是你
们中间有代表性的人物的动态。比如，你要去的四小队里，有被毛主席点过名的谭天荣，有
被陈毅称之为忘了本的刘介梅式的人物周大觉……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你们不过才来了多
半个月，有关他俩的报告不少，但是从我的感觉里，都不是真实的——其中不外说他们至今
还如何如何反动。我看，他们各方面都还不错嘛！所以，要找一个能识大局。有清醒意识的
人，去这个小队。看了你的副档，别人说你思想反动的小报告不少——我看都是一些急于立
功。泯灭知识分子天良的人。说到这儿，你是不是明白了我的意思？”
在那个年代，一个劳改干部能讲出这样一番话来的，我感到震惊。在《走向混沌》第一
部中，我曾写到过一名叫曹茂林的中队长，他展示的是对苦难囚徒人性美的一面。当然潜藏
在人性美背后更深层次的东西，是曹茂林对受难知识分子的无法表达的同情；而这位董指导
员，表现出来的没有人性的面纱遮面——他与我谈话的内涵则完全是政治性的命题，因而我
坐在他对面的木椅上，惊愕地答不出半句话来。“你听明白了没有？”他见我久久无言，走
到火炉旁捅了捅炉火——再把屋门关上，然后又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两眼直视着我说：
“你折进大墙的原罪，我都看了。你事后写的检查，我也都粗粗地翻了一遍。该怎么对你说
呢？大跃进、大炼钢铁……你表达的是许多老百姓心里想说而不敢说的话。我顶多算半个知
识分子吧，但不是个睁眼瞎子。上次找你谈话，我有一点儿没有告诉你——你那部退到这儿
的小说《黑土》草稿本本上，分明写着‘经查，没有发现问题’——既然没有问题，为什么
非把你送到这儿来！”
我低下头来，无言以答——因为我不仅很害怕提及这些问题，甚至连想都不敢去想，可
是此时此地，被一个对我执行专政的干部，提了出来（正是基于这些原因，当1979年我的
问题平反，我从山西回到北京之后，我急于要去看望的劳改干部，除了曹茂林，就是董维
森。曹没能找到，而找到了董——他请我在西皇城根他的家中吃了饭，在对饮之中，我和他
一起回忆了当时的许多生活细节。我代表我们一代受难知识分子，向这位正直并关注中国前
途和命运的公安干部，表示了深深的敬意）。面对董如此的坦诚，我已无退路可寻，但我清
楚地记得，我对当好这一角色仍然十分胆怯。
回到监舍，当天晚上就从二小队搬到四小队落户了。尽管是一个简单的行李和脸盆之类
的杂物，还是有几个同类帮我搬运。之所以如此，皆因那泡乌鸦屎的故事，在曹君“反弹琵
琶”的解析中，似乎得到了应验。在某种意义上回眸当时，这种命运的安排，是早就注定了
的——因为董十分看重知识分子的良知。但是此举，对我也有着它的负面价值——它使我本
来就孕生了的梦，变得更加躁动不安；仿佛我真是怀胎十月的母体，那婴儿当真就要分娩了
似的。
这个婴儿就是在我心中已然死了的文学。我写信给绍棠，给燕祥，给厚明……我告诉他
们我还活着，而且活得离他们越来越近，也许有一天，我会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相互叙
叙别情。绍棠的信，复得非常及时，他告诉我燕祥正在忙于搞一部苏联的《叶尔绍夫兄弟》
的舞台剧本，他则在写他的小说。至于时局，时暖时寒，听说党内又有反右倾之说云云。他
在信尾是不留名的（这是我进劳改队之前，就相互约定了的），但他那粗粗的、挥洒自如的
钢笔字，我已然结识八、九年了。也就是在这段时日，我复苏了的文学神经，指使我给我文
学启蒙老师孙犁，写了一封十分动情的信。为了不给这位我崇敬的前辈带去不必要的麻烦
（右派身份连累善良），我特意用了一个印有许多花纹的信皮（就像是一个女性的信函），
并隐去发信的地址，将信寄往《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我在信中告诉孙犁前辈，我虽身处逆
境，但无论还要面对多么大的困难，我的生命都不会离开文学。信尾，我告诉长者不必复信
给我，我正在某一个劳改驿站上过着常人感悟不到的生活，并希望孙犁珍重身体。
没有料到的是，孙犁当真收到了这封信。当我在1979年复出后，孙犁同志为我第一本
书作序时，在书的卷首留下这样的一段文字：
如果我的记忆力还可靠，那是在一九六四年的秋天（应是一九六三年
的早春——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