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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为此而突然晕倒在接见场地。尽管如此，那天一见面我就看见老母亲哭肿了的眼泡，老人
接到那封明信片后，想必经受了几个不眠之夜的折磨，她身旁站着我的小儿子从众，他戴着
一顶布制的大檐遮阳草帽，帽子下一双大眼睛专注地望着我，那神情已不像去矿上看见我时
那么欢快，四岁半的小小人儿似乎知道了他这个右派爸爸，要到离他们老远老远的地方去
了，因此那双童眸里流露出与他年龄不相称的忧郁。家属来探视要排队进行登记。当我母亲
出现在登记的桌前时，曹茂林若有所思地看了我老母幼子一眼，便朝我走来。他把我叫到一
个僻静的墙角，低声对我说：“情况发生了变化，凡属犯右派罪过的，都不去兴凯湖了！你
可以告诉老人家。”
“为什么？”我按捺不住欢欣之情，大胆地问道。
“你们去那儿，管理起来不方便。”他有所保留地回答我，迅速折身而去。
我马上明白了：当时中苏关系已日渐紧张，兴凯湖地处中苏边界交壤处，把这些政治犯
弄到那儿去，上头认为显然是有失妥当的。郁积我心中的愁云顿时消散，欣喜的程度近于发
狂，所以当我出现在我母亲面前时，没等我母亲哭天抹泪，我就迫不及待地告诉了她这个消
息。
最初，久处逆境的老人，以为我是故意瞒哄她。她那塌陷的一双干紫眼，把我盯了很
久，似乎才判断出我讲的是实话。最了解儿子的莫过于母亲，她破涕为笑地问我：
“是真的？”
“这是曹队长叫我转告您的！”
“怎么，那边怎么还有人哭？”
“那不是思想犯。”
她还是不太明白：“为什么只有你们不去呢？”
“您甭问了，反正我不去兴凯湖了，您放心了吧？”
先悲后喜的母亲，指指身旁的大包裹说：“我连夜给你絮的厚棉裤，不去也带走吧！在
漫荒野地里干活，容易得寒腿。”
母亲领着小儿子走了——那次接见时间非常之短。可能是我的心理作用吧，我觉得母亲
微微佝偻的腰仿佛挺直了一些。人得喜事精神爽，尽管这算不得什么喜事，在劳改单位，却
也算得上不幸中的一幸了。而“一幸”的得来，并非专政机构对落难知识分子发了什么慈悲
之心，而是出于对右派比对刑事犯更缺乏信任所致。因而在这一点点欣喜中又深藏了许多难
以言喻的酸楚。
当天晚上，我找到住在另一个帐篷里的徐恭瑾。我们在营门有着劳改的情谊，我那失手
的一锤，给他脸颊上留下一块小小伤疤。尽管他表示不在意脸上这小小记号，但我心中总觉
得愧对了他，因而我把上午得知的绝密新闻悄声地转告给他。他和我的分析一样，判断出中
苏两国的“蜜月”期彻底结束，“离婚”己成定局。在这种形势下，当然要防范老右跨过边
界投靠“苏修”了。说话时，我俩的心情十分压抑，因为这预示着我们劳改的岁月还很漫
长。之后，我们的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了曹茂林身上，觉得在劳改单位他是个少见的劳改干
部，他内心同情进了“大墙”的知识分子，但又有国徽镶嵌在大檐帽上，使他不敢过多流露
自己的心声。他能做的只可能是这一点，但仅仅这一点也显示了他的人格力量。可悲的是，
他的心灵也在被镣铐囚禁，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五七年后有良知的人噤若寒蝉，带上假
面具，这是为了生存。
刑事犯不久就开拔了。行前，曹找了几个知识分子分别进行个别谈话。我是其中的一
个，他的话虽短却震撼人心：“相聚半年，眼看就要分手了。知识分子在这个环境里一定要
自珍、自重、自爱。也许是我的瞎想，终究有一天国家还是要使用你们的才智的！”我们的
谈话是站在帐篷外的路灯之下进行的，蚊子在耳畔乱飞，不时要抽出巴掌拍打一下蚊咬，尽
管如此，这次谈话的情景，像刀子刻的一般深邃，埋进我记忆的皱纹，使我至今不忘。夜有
微风，闪烁灯光下，他那只风泪眼里的泪珠晶莹发亮……
直到第二天，对刑事犯吹响集合笛声时，我突然想起我存放的“英格表”和“派克
笔”，还在严队长手里，便匆匆找到了他。他烦躁地训斥我说：“为什么你不早说？”
“我忘了，您管内勤应是不该忘记的。”
他风风火火地检查着存放物品的花名册，又从一个上锁的箱子里拿出“英格表”，叫我
签了收条。
“还有一支罗纹派克笔呢！”
“来不及找了，你看，那边都集合好了。”他匆匆装起手表收条，回过头来对我说，
“到了兴凯湖给你邮寄回来。”
我讷讷地站了一会儿，目送着那些刑事犯上车。
车开了，曹、严等昔日在营门的干部，都随车去了兴凯湖。
回到帐篷里，心像掏空了一般。是那支笔带来的忧郁？似乎有这个成分在内。这支笔是
我写长篇小说《南河春晓》时使用过的，不知严队长是有意还是无心，反正挺刺激人联想
的。当然，更使我产生失落感的，是走了一位有良知的劳改干部，和我们心灵相通的朋友。
刑事犯去了。
政治犯来了。
我至今能清晰地记住名字的有肖乃信（原铁道部工程师）、温承谦（原某工厂技术
员）、林盛然（原紫金山天文台搞“数学天文”的科技干部）。其他同类的姓名，因年代久
远而忘却了。之所以只记住这三个人姓名，也是不无缘由的。其中的肖乃信，后来和我在一
起劳改过一段时间，是个很有意思的右派（见后文）。温承谦是50年代青年诗人温承训的
哥哥，我和温承训昔日在北京文联相识，因而我能记住温承谦的姓名。至于林盛然，我所以
记住了他，因为他具有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苦难经历：他出身贫寒，因其根红苗正被挑中派
往民主德国深造，并任莱比锡留学生团支部书记。灾祸是他的堂堂仪表引起的。一个家住西
柏林的年轻德国姑娘，对林盛然很感兴趣。有一次便将林盛然带至西柏林她的家中。仅仅这
么一次，就铸成了林盛然终生悔恨。他很快被遣返回国，在一个区别于普通拘留所的审讯
室，反复追问他两个问题：第一，你为什么去西柏林；第二，你为什么又回来了。虽然没有
直接询及他是否参加了什么间谍组织，但曲里拐弯他说来说去却正对准这一政治靶牌。林盛
然只从违反了留学生不能和外国姑娘谈恋爱的纪律，不断检查自己行为有失检点，但多次检
查一律不被认可。就这样，他在一间隔离室被隔离审查了很久，最后并没因无任何凭证而放
他回原单位，而是送迸土城劳教收容所。
林君长着开阔的大脑门，两只眼睛深陷在眼窝之中，是一副典型的广东人长相。我第一
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偷愉看着一本有关“天文数学”的书。他感慨地对我说：“学我这
个学科的人极少，这一行正等着我去为之奋斗呢！但命运不济，一头扎进土城来了。”我从
他枕下抽出来书翻了翻，是一本德文的数学书，便开玩笑地对他说：“小心点，劳改干部不
懂德文，会怀疑你读的是一本间谍密码，那你可就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他眼神里流露出一片凄惶之情，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对待知识分子呢？我们不都是解
放后吃共产党的饭长大的么？现在是把我们当敌人监管起来，你从维熙在五七年想推翻共产
党了吗？”
回答就会勾起心酸的往事，我没作回答。
“你是怎么看的？”
“把劲头用在修理地球上，精神上就能有个转移。”
“那不是向猿猴退化吗？”他有着科学工作者的严谨和认真。在讲到“进化”和“退
化”问题时，他引证了许多哲人名言。我在这方面知识浅薄，那些哲人的名字，我都淡忘
了，却记下了他思索问题时，那双直对着我的炯炯目光。
肖乃信和林盛然的生活态度截然相反。他的岁数居这些右派之首，但最浪漫。走路唱，
干活唱，休息时也在唱。他个头矮矮，下巴颏已然钻出了白胡子茬，表现得却像个老小孩。
他不唱民族歌曲，专爱哆嗦着嗓子唱西方歌剧《茶花女》什么的。有时他还以音乐先知自
居，盘问一下徐恭谨西洋声乐方面的问题。在右派群体中，我们都称他为“老活宝”，对此
他毫不气恼，豁达地对待这个戏谑性的绰号。一个昔日的高级工程师，如此和常态相悖，使
我们都感到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