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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务对他下达了追捕令，他逃亡革命圣地延安，重新入党，任北方大学文教学院院长。这
样一位老布尔什维克，难道对毛主席的讲话持有异议？
“爸爸经历过1942年的整风。”她说。
“1942年整风和1957年鸣放有什么关系？”
“爸爸没说清楚，反正你谨言慎行就是了。”她重复了刚才对我的告诫。
我很惶惑。当时我是个心中无邪的纯洁青年，像许多50年代的年轻人那样，把毛泽东
当成偶像崇敬。新中国刚刚成立后不久的一个国庆节，我戴着校徽，和同学们一起，凌晨3
点就到指定地点——南长街集合，等待通过天安门时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在那一瞬间到来的
时刻，我高呼着“万岁”、“万万岁”，激动得泪水横流，直到游行队伍已过了三座门（当
时尚未拆除），我还在深情地回首翘望。
在我印象中，岳丈张宗麟是一个十分有独特见解的人。比如：在我和张沪的结合上，他
就赢得了我的敬重。我是个地主家庭出身的青年，而她却是在1946年——16岁就参加了上
海地下党的共产党员。她爸爸奔赴延安，她妈妈在上海地下党工作，她弟弟从上海被送往新
四军，也参加了共产党。我是白丁，不，我是黑丁——因为我和她的出身在50年代不能同
日而语。但是张宗麟积极支持了我和她的结合，这对但是的世俗观念，是一束强烈逆光。在
1955年11月12日的结婚仪式上，他说：“小从诚实内向，是事业型的青年；阿沪重理性
思维，独立意识很浓重。希望你们结婚后互相帮助，有所作为。”老人通篇祝词没有套话，
没有说教，这使我对老人更为敬重。这云一位前辈长者，怎么会对我提出这般的告诫呢？！
一团难以解释的疑云，在我心中徘徊。
绍棠来我家喝酒，我向他袒露心声。他说，年龄和勇气成反比，宗麟同志由于年事已
高，或许是到了多虑的岁数。
我说：“不会有什么别的吧？”
绍棠善饮，几杯热酒下肚之后，天之骄子的神态脱颖而出：“别的还有什么？我们都是
共产党培养出来的青年作家，还能对党怀有二心？该说就说，该写就写。比如，对毛主席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该提出修正意见。”
尽管对这番话我感到吃惊，但我理解绍棠。他13岁开始发表作品，被誉为神童作家，
他也常常以此而欣然自怡。有一次，在他送给我的书上，写下这样一段话：“十岁的神童，
二十岁的才子，三十岁的庸人，四十岁的老而不死。”他以此自诩，还勉励我为之奋进。他
说出这番话来，不是挺符合他性格逻辑的吗？
我很内愧，因为我没有绍棠的锐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于我来说是“图
腾”，我从没有怀疑过它的科学性、正确性、纲领性。但是绍棠提出它是抗日战争时期指导
文艺创作的纲领性文件，现在是到了重新审视它，在“普及与提高”中，强调“提高”的时
候了。
我很喜欢听他的高谈阔论，还欣赏他的博学，尤其喜欢他早期作品中洋溢出纸面的才气
——尽管我年长他三岁。记得后来在团中央礼堂批判刘绍棠、从维熙、邓友梅右派言行时，
天津代表张学新曾说：从维熙是刘绍棠的影子。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不过，我对他想对《讲话》鸣放一下的意念，并没有表态。他激发我鸣放意向，倒是另
一课题。当时文坛正热衷于讨论作品“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源，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
个创作信条，我疑惑的支撑点是：本来我们就生活在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中，用现实主义的
名称就挺恰当，为什么在“现实主义”前面还要冠以“社会主义”的帽子呢？这会使作品政
治大于形象，是导致公式化、概念化的总体外因。因而，当《北京文艺》的编辑来我家里，
让我对文艺问题鸣放时，我提笔写了一篇十分肤浅的论文《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几点质
疑》，以讨论这个创作方法是否科学为轴心，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文章发表在该刊的4月号
上。
是命运安排？还是天意的撮合？刘绍棠也在该刊4月号发表了《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
代的发展》，一个质疑，一个变相否定，真是珠联壁合。白纸黑字印在了刊物上，是抹不掉
抠不去的。其实，我写这篇文章时既没和绍棠打过招呼，他也没有告诉过我。当时，正处在
鸣放期间，每天报纸上的鸣放新闻以及各种小道消息已使人目不暇接。其间，惟一的一次电
话联系，是我受《北京日报》文艺组之托，约绍棠写一篇鸣放的短文。因而，这两篇文章刊
在同期，纯属一种巧合。直到反右的锣鼓敲响之后，在《北京文艺》刊出的批判我俩文章的
编前话中，我才管窥到这是编者有意导演的戏剧。编前话大意如下：我们是有意让这两株毒
草出土的，只有让毒草出土，才易于辨别，继而锄之云云。对于批判我的端木蕻良同志，我
并不十分介意；对于“引蛇出洞”的阴谋，我非常恼火。稿子是你们来人约的，原来是为了
张网捕雀。
网。谁能想到诱捕金丝雀的网呢？即使是中国最最聪慧的知识分子，也意识不到鸣放就
是捕雀的诱饵。费孝通、周谷城、储安平……一批阅历和年龄大我们几轮的知识分子，都在
鸣放，我们这些吃新中国乳浆长成的“小萝卜头”，能有什么醒觉呢？记得，当时中宣部办
公地点在沙滩红楼（五四运动发源地），有一天周扬同志在中宣部召集在京的青年作家开座
谈会，出席会议的有王愿坚、陆柱国、西虹、刘绍棠，邓友梅、高延昌、赵坚、邵燕祥、李
希凡、蓝翎等约二十位青年作家。议题很快转到了文学创作的公式化、概念化问题上。我这
个平时默默寡言并有着说话口讷毛病的人，不知是五四运动中那些先驱的亡灵在我身上注入
了热情，还是会上的鸣放气氛感染了我，我从后排的椅子上斗胆地站了起来，居然向周扬同
志提出了意见。我说：文学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问题，作者当然有责任，而我们的指导理
论，似乎责任更大。周扬同志您一会儿倡导学英雄人物，一会儿又倡导写矛盾冲突，就是没
有涉及作品反映生活真实问题。接着，我为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唱了赞歌。
会场愕然。原因有二：一、会上有的作家意见尽管尖锐，但还没有直呼周扬同志之名；
二、这些话如果出自于刘绍棠之口，也许没有人感到奇怪，而出自于我这个坐在后排椅子上
的从维熙之口，则使人感到惊奇。就连我自己也好像不相信刚才这段话，是我自己讲的。我
沉默地擦着头皮上的汗珠时，坐在我身旁的好友蓝翎，向我耳语说：“蔫人出豹子！”是
褒？是贬？我脸红心跳，甚至后悔刚才的莽撞之举。
我自视才情低下，其他文友都是大树，而我只不过是树冠阴影下的一株小草。那天，小
草居然也发出了低吟，而且是语惊四邻，这实在是个谜。我一无哗众取宠之心，二无摇撼文
坛主帅之意，只是深感文学作品公式化、概念化蔓延（包括我自己的某些作品），便放了一
声闷炮。据心理学家们剖析：人生活在世界上，都有一次或数次的生命曝光期。以此来推
断，那可能算我一次生命的曝光了。随着这声闷炮，我在创作上也寻觅着生机。1956年我
给《新港》（今天的《天津文学》）写了一篇小说，题为《阳春三月》，被编辑部退稿。退
稿信中委婉地提示我这篇创作，出现了不健康的苗头。其实，我这篇东西是从郊区一个农业
社因无限制地扩大公共积累，导致农民手中拮据，官僚主义萌生，农民被迫到区委闹事的真
实材料写成的。是我第一次挣脱了理论约束，进行的小说创作尝试。也许它不如我50年代
初期荷花淀派的作品清新、透明；但50年代中期，蓝天下已有沙尘，我把它写进作品，目
的还是为了蓝天碧透，并无顺风扯沙之意。适逢《长春》（今天的《作家》）编辑部黄三川
同志来我家组稿，我便将稿交给他，将题目《阳春三月》改为《并不愉快的故事》，发表在
该刊1957年7月号的头条位置上。
此时，我已在为自己编织罗网而不自知。之所以如此，实因自己揭露麻木的官僚主义的
目的，正是为了消灭这种恶迹。此时，大鸣大放的空气正浓，许多知识分子以满腔热血，坦
诚地向党迸谏。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