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着我：“你是怎么搞的？”
我坦然地承认：“我是右派，这几天没有休息！”
他无言以对。沉默了老半天，说：“伤筋动骨一百天，你这手指恐怕要落残了！”
我这个中指的命运，被大夫言中了。紧挨指甲的第一骨节没有复原，那儿隆起一个肉
瘤。直直的中指，从此一生弯曲如弓，像总在低头认罪……
我的手指弯曲不久，又发生了第二件令人心灵颤栗的事情。那是夏未秋初，因我喜欢赤
着脊梁干活，得了感冒发起烧来。“头人”对我去医院看病仍不放绿灯，我悲忿至极，朝他
喊叫了起来，他刁难我说：“可以先试试体温计嘛！真发烧你再去也不迟！”
“我浑身哆嗦你看不见？”
“小病坚持嘛！活儿这么忙。”
“你去找体温计吧！”
这时，出版社另一个摘掉右派帽子的陈德贵，告诉“头人”生产点没有体温计，并说情
叫我火速去医院诊疗。可是“头人”两只小眼睛一下瞪圆了，纠正陈德贵的话说：“谁说没
有体温计，那儿不是有只猪用的肛门计（注：肛门计是给病猪检查体温的，用时把温度计插
入肛门。）吗？”
“混蛋——”我终于骂出声来。
之后，不等他的放行令，我拖着沉重的双腿走出生产点。到医院一量体温，体温高达
39。3℃。这次，我接受了骨折的教训，拿了假条直奔家里，没有返回生产点，进了家门就拉
开棉被睡在床上……
我这只温顺的猫，头一次扮演了刺猬的角色。
我是两条腿的人。不是四条腿的猪。“肛门计”这三个字，使我永生难忘四路通的岁
月。当然，更难忘怀那个摘了帽子的“头人”。
由于有这两件事情，我在平静中常有不平静之感。很快，这预感就被证实了。当时，社
会各单位自上而下贯彻了“严管五类分子”的决定通知。有一天，“头人”把我找到了做饭
的伙房——那儿静无他人。我们开始了如下的谈话：
“入冬以后，你拉运稀酒糟的活儿干得不错。”
我知道这是帽儿戏。
“可是你们几个人（指张沪、赵筠秋、骆新民、王复羊）的事儿，还没交代清楚；交代
了的，也还没有彻底批判。希望你重新交代、认识、批判！真正扭转右派反动立场！”他
说。
在1959年思想总结会上，报社负责管理右派的领导已向我们明确他说过：向党交真
心，是要求进步的表现，时间过去了一年，怎么又算开了旧账？
“可以告诉你，骆新民已经重新交代，重新批判自己的问题了。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应
拿出主动的态度。”
我决断他说：“我无意去投这个机！”
“咱们没有共同语言。”“头人”脸上流露出不耐烦的神气，一字一板地告诫我，“这
是对你最后一次争取，你要是坚持这个态度，你将悔恨终生！”
他走了。
事后，老右辛大明急急忙忙地找到了我。他把我拉到附近一个木材厂堆放木料的僻静角
落，对我说：“小从，这可不是你任性的时候，社会上对五类分子要严加管束了，你和他
（“头人”）抗膀子，胳膊能拧得过大腿吗？你还是主动找他谈一次话，表表你的态度
吧！”我很感谢辛大明对我诚恳的帮助，但是在这3年改造生涯中，我已不再是1957年以
前懦弱的书生，因而我谢绝了他的一番美意。进城休假时，我向妻子陈述了这些不愉快的事
情，她沉默了许久，忧郁他说：“报社也要抓五类分子中的典型了，我‘自绝于人民’的账
还没清算，也许到了算账的时候了！”
1960年12月18日，是星期天，天气奇寒。张沪因患感冒，早早地睡下了。我内心苦
闷不堪，当晚拿着一张房东送的戏票去看京剧。年轻时我酷爱京剧，我和刘绍棠对叶盛兰的
戏，几乎是场场不漏。什么《白门楼》、《吕布与貂蝉》、《罗成叫关》，后来竟然发展到
对杜近芳和叶盛兰配的每场戏，都必须过目：《柳荫记》、《白蛇传》……不过，这天去长
安戏院看戏，纯属排闷解忧，而无任何欣赏的雅趣。当晚演员是谁我回忆不起来了，但我当
晚看的戏一直铭刻在心，那是关汉卿的名作《窦娥冤》。
这出戏成了我们命运的象征，因为第二大一清早，我们刚刚起床一会儿，报社装订房的
张老师傅就来到我家传达指示，要张沪和我吃过早饭去报社开会。张沪因感冒尚未痊愈，本
想在家休两天病假的，但是老师傅亲自登门，不便推辞，便穿上蓝咔叽面的皮大衣，戴上防
寒的红毛线帽，和我一块离开家门。
在电车上，张沪觉得有些发烧，和我耳语说：
“是不是有什么事？”
“可能是传达文件。”
“不会真演一场《窦娥冤》吧？”
“不会。”
“哪个年代都有屈死鬼！”她说。
正值上班时间，电车上人很多，一些乘客不无好奇地窥视着我们。这是因为我俩的着
装，实在太悬殊了。她完全是知识分子的打扮，鼻梁上还架着一副眼镜；我则穿着一件破旧
的狗皮大氅（这是赶车时穿的），头戴着一顶带耳扇的旧呢面棉帽子，浑身散发着酒糟气
息。张沪紧闭着双目，斜斜地靠在我身上——她无法发现那些奇异的目光。
我记得非常清楚，是我搀扶着她爬上报社四楼的。当气喘吁吁的我们，推开四楼会议室
的玻璃门时，顿感气氛不同寻常。门口有一身着戎装的武警，报社领导已提前到会，端坐在
主席台上，赵筠秋、骆新民身旁空着两个位于，是给我和张沪安排的）仔细地去描写这个会
议，对我说来今天也仍是十分痛苦的。我只想告诉读者，领导宣读了我们的反动罪状（主要
是对反右运动的看法，对“三面红旗”的言论，阅读《南共八大会议纲领》，以及传播傅聪
“叛国”的消息等。当然，不会忘记把我写长篇小说《第一片黑土》也列入了罪状之内，还
有张沪的“自绝于人民”问题等）。结论中指出，这是右派当中有纲领的“反改造小集团”
（南斯拉夫在中国的别动队），必须严加惩处云云，一张桌子上已经摆好了签字的笔。会议
主持人当即叫我、张沪和赵筠秋签字，众目睽睽之下，任何争辩都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只能
俯首就范。骆新民不在签字画押之列——他揭发“小集团”有功，又占有海外归侨的便宜，
将功折罪，免于劳动教养的处分。
这是短促而又漫长的一个小时。在这个时空中，我若同被五雷轰顶，被五马分尸。我的
灵魂已出七窍，会场上只留下一个我的空壳。麻木昏沉的脑子。恍恍惚惚记得在1957年的
这个季节，剃光了头以示抗议把他划为右派的徐钟师，是从这里押走的——三年过后，又轮
到了我们。
进会议室门时看见的那名武警，是为我们而来的。他命令我们三个人爬上一辆有对面座
位的吉普车，然后车子鸣笛启动。那武警当即对我们发出警告说：“你们都是知识分子，想
必明白政策，要是谁在车上不老实（可能指跳车之类的举动），我们可是不客气的！”说
着，他把一副手铐，在我们面前晃了两晃。
吉普车上肃然元声。
“送我们去哪儿？”我想起家中的老母和幼子，急切不安地问道。
“到那儿你们就知道了。”武警回答。
我抬头看看我的妻子，她紧闭眼睑一动不动地坐在我的对面，那神态，若同已经死却了
一般。我可以承受下地狱之苦，但不禁可怜起她来了。妻子是发着烧来报社开会的，没想到
再也回不了家了。再看她时，她仍然像木雕般一动不动，既不看我，也不看车厢里的一切，
但是有两行冰冷的泪水，从她紧闭着的眼角流淌了下来。她不擦它，任其顺着脸腮滚滚而
下，一直滴落到皮大衣上……
我的麻木的心，顿时被搅起了波澜。在这一霎间，她究竟想起了什么呢？是两岁多小儿
子的笑靥？还是老婆母叮咛时的神色？不，她或许是记起了当年在上海滩，刚刚16岁的她
参加了学生运动，并在地下党支部举行的入党仪式上举起拳头宣誓时的情景？抑或是她想起
了在小小年纪时被国民党警察局抓了去，被国民党警察狠狠地打耳光的事情？往事如烟似
梦，都已成为她的过去。而现在她和我正坐在不知通往何处的吉普车上呢！押送我们的人，
帽子上戴着闪亮的国徽！
沉默。死寂。
我们走进了一片混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