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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于当天逝世了。毛病故于9月9日，他们是从广播中听到的，农场已经宣布，一周之内不
许吹拉弹唱，以示哀悼。我记得农场是在9月15日的下午，举行对毛的祭典活动，适时大
雨倾盆而落。我因那两天身体不适（按朱效梅的话说，我是在叩见黄河时遇到了水鬼），没
能参加这项活动。紧接着的事情，是统计工作的交接，临汾地区文联的梁德喜和苏家栋两位
同志，先后两次来场办理我的具体调离事宜。待一切事都办理完毕时，已是10月上旬。
这个时刻，一个最为振奋人心的事情，就是10月6日王、张、江、姚的被捕。10月7
日我和王臻就得知了这一消息——有一个“二劳改”偷听了“美国之音”的广播，这一消息
立刻在劳改队中传开。当天正好临汾文工团团长苏家栋来伍姓湖，他当时还不知道的重大新
闻，我们就知道了。当晚我和王臻，朱效梅以及苏家栋，在我住的那问窑洞，为这一国家幸
事举杯畅饮。那天，我们4个人中间，醉倒了3个——只有朱效梅因为在喝酒时忍不住手舞
足蹈唱起了折子戏《风波亭》，待他想喝酒时，酒已被我们3人喝光，而没有醉倒于窑洞。
告别伍姓湖的前夕，我特意去陈大琪的办公室辞行。
他有些惜别地对我说：“在这儿，有甚的对你照顾不周的地方，希望你能谅解，因为无
论怎么说，我们这儿也是专政机构。”
我两眼酸胀，眼泪几乎要涌出眼帘：“陈指导员，您给我的帮助，我将牢记终生。您在
我劳改生涯中，是我从内心敬重的第三位劳改干部。”我对他讲起了曹茂林与董维森，在我
困顿的往昔，给予过我帮助。我说我把这种帮助，看成为不是对我一个人的，而是对我们这
个受难群落的。而一个专政干部，所以能这么对待被专政的知识分子，都是对社会有着独立
见解，并敢于把这种见解付诸于行动的人。
第二天早上，他派了一辆马车，送我上火车站，并叫王臻跟车，以便于往火车站搬运行
李。其实王臻昨天就没有出工，他帮我收拾东西时，要我给他留下一点纪念，我觉得实在无
东西可送，便把最爱读的果戈里的小说《塔拉斯布尔巴》留给了他。我说我也要保存一点劳
改的生活纪念，在晋普山煤矿使用过的那口水缸和那把我下井“敲帮问顶”时用的长柄儿小
锤；大辛庄农场我挑水用过的扁担、镰刀、铁锹，我都要带走，请他给我捆绑好了，运往临
汾。
“算了吧！你这辈子是不是还想再接受一次劳改？”他戏谑地说，“就是将来你当真又
折进来，劳改单位是有劳动工具用的。”
“不行，你必须帮我捆好。我带走它，日后会给我增加力量。”
到了车站，水缸和铁锹等物，必须托运，不能随车而行。王臻和车把式都劝我，不要带
走那些破烂了。我则坚持托运到临汾，因为这些不会说话的东西，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我舍弃它们，就意味着忘记过去（后来，我平反后回北京时。又把它们带回到京城来了）。
第11节 不能割裂的尾声
坐在从西安开来、途经永济的火车上时，我就立下宏愿：有朝一日，一定不能忘记来看
看伍姓湖的陈大琪。这么多年的世态炎凉，人的行为准则，不落井下石，已然算是一个不低
的标准了，一个劳改干部，能给我化冰送暖雪中送炭，一反当时做人的时尚标准，这本身就
是一首苦难生活中的神话诗（1997年，21个年头过去，我也没有忘记我临行时的心愿。于
这年的秋天，我重访了曲沃和伍姓湖的劳改故地，并特意去看望陈大琪。场长告诉我他已退
休，因病在外地住院，留下了我的遗憾。但我在当年他让我丈量的那口深井旁，我把那口水
井，视若为他的化身，回京后写下《回访一口井》，以抒发自己对陈大琪旧情的眷恋）。
在临汾的日子，是我文学井喷前的涌动期。除了郑怀礼对我不断的鞭策与鼓励外，友人
刘绍棠也为此而雀跃不已。他来信中写到：
维熙。
你终于走出来了，这是你人生一次大的转折。
好在那些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们，已被历史钉在了耻辱柱上；你正在这个时刻走出
大墙，似乎预示着另一个生命春天的开始。我是这么认为的，愿你更能坚信这一点。临汾为
古之尧都，尔今又出此贤达之士，实为难得之举。调你去他们的文联工作，不仅说明他们的
眼力，更表明中国知能善任的伯乐，骨头很硬并且是杀不绝的。
你在生活上比我承受的痛苦多得多，从中国和世界文学史上看，苦难出真知；若将
这种真知变成为文学，就是人类的财富。维熙，你有了这种条件——尽管当初你我都没有意
识到这一点，并非自愿地去接受这种惩罚。付出的越多，收获也会越大，这是个定理，这是
我为你高兴的原因。
近来中央有小道消息传出，耀邦有可能出任组织部长。如此消息属实，当为我们这
批五七年人的幸事。临汾未必是你最后一站，回到北京文苑也并非没有可能；当然，阻力还
相当强大，但是中国的“文革”之苦，已使党内一些有识之士猛醒。依我个人的拙见，中国
历史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即将到来。为此，你在这段时间，一定要写出些好作品来——我
们这些五七年的文化人，首先挑起历史新时期的文学重任，是定而无疑的。
有回北京的时机了，我等着你。在山西如能见到马烽、西戌、孙谦、胡正等，请替
我问候！
这是我来山西之后，他的第一次署名来信。其中不仅有对我友情的期望，也表露出绍棠
在当时的敏锐政治嗅觉。我曾把这封信拿给怀礼一读，这个身着布衣布鞋的老革命，读罢信
后惊呼：真才子之手笔也！你回信时，一定替我问候绍棠，并向他致以一个老西子的敬礼。
我当真按着他的叮嘱做了。之所以我对怀礼如此信任，不仅仅由于是他把我调到临汾来
的。我更为看重的是他的一身风骨。在我第一次奉召来临汾，他请我喝“竹叶青”时，因为
他酒喝得多了一点，当着我的面就口无遮拦地大骂江青，我当时不敢有任何表示。他先把江
比作为武则天，但是又说她没有武则天的才——戏子，祸水……一连串的贬义词，从他嘴中
吐出。虽然这些话都说到我的心缝中去了，但我一个刚刚来到“大观园”里的“二劳改”，
是无法对此表态的。
第二件使我对长者怀礼肃然起敬的，是他办公室里挂着的那幅漫画。那画出自谁人之
笔，我已然记不清了，但是那幅漫画之内容，足以使我牢记一生。画面上画的是武大郎开店
的肖像，旁边诠注着中国古代的一句民间谚语：武大郎开店——比我高的别进来。他的办公
室光线很暗，我是多次走进他的办公室之后，才偶然发现的。他见我认真地看那幅画，便哈
哈大笑地对我说道：“我郑怀礼虽然无才，可是咱知道挖掘人才；这幅画挂在这里，就是时
刻提醒咱不能挡别人的道。你就算是我请进店里来的一个！刘绍棠给你的信中写了，你还有
可能重回京城文坛，你什么时候走，我们一定像热烈迎接你来一样，热情地欢送你走！”
文联其他的同志，也都对我没有歧视的目光。无论是戏剧组的刘浩、姚金玉、牛家义；
还是美术组的宁集贤、尹向前、李文龙、王鹰；抑或是小说组的谢俊杰（他是文联副主
席）；以及行政人员范笃义、关兴元、郭琳等。这种没有歧视的关怀，对我是十分重要的，
它有助我神经的苏醒，恢复我文学上的自信。记得，那年的冬天，郑老给我一个创作任务，
要我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之际，拿出一首长诗来。当然，他首先征求了我的意见，是不是愿
意悼念周总理——我很快答应了下来，于当年11月尾写完了《一月的哀思》，诗长二百多
行，发表于省文学刊物《汾水》1977年第一期，郑老并于该年的1月8日，将此长诗用墨
笔书写，张贴于临汾地委大院门前。可以想象，在那个还强调集体创作的年代，我这个刚刚
被解禁的囚徒，不可能在诗作前署上个人的名字——此长诗便以临汾地区文联集体创作的名
义，出现在山西省惟一的一家刊物上了。
应该说，那是一次自我检验，检验我文学的细胞是不是还在活着。试验的结果还算及
格，因为我过去是写小说的，写诗等于是赶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