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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听了朱大菊的话，一下子百感交集起来。结婚前和结婚后，他还从来没发现朱大菊有这样的优点——大度和宽容。
离婚三天后，他的情绪又恢复到了常态，他要寻找机会向李静做表白。中午的时候，见办公室没人，就给李静打了个电话，在这之前他看见李静回到了办公室。李静拿起电话后，他说：是我，晚上我想请你吃饭。她没说话，接着他说了时间和地点。她那边仍没说什么，却先放了电话，他随后也放下电话。她没说话就意味着她答应了，只有恋人才会这样心照不宣。一下午，他的感觉都是美好的。
下班后，他早早地来到了那家餐厅，酒也点了，菜也点了，就等着李静赴约了。果然，在他约定的时间过了十分钟后，李静出现在他的眼前。她无声无息地坐在了他的对面。他为她倒了一点酒，然后拿起自己的杯子，准备和她碰杯。她没有动，只平静地说：梁亮，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他喝了口酒，笑一下道：李静，告诉你我离婚了。
她没动，仍然那么望着他。
他又说：李静，当年我对不起你，不该提出和你分手。
她仍望着他，眼圈却一下子红了。
他的心动了一下，说道：李静，你知道吗？我这次离婚就是为了你，因为这么多年我一直爱的是你。
她用手擦了一下眼睛，哽着声音道：梁亮，你也终于有今天，当年你说甩就把我甩了，我当时就想死，可惜没有死成。你知道我这么多年是怎么过来的吗？陈大虎甩了我，你也甩了我，你们是当初师里公认的两位条件最好的军官，我却被你们甩了，这么多年我都没有勇气去谈恋爱。我看过心理医生，可是没用，我知道只有你和陈大虎才能治好我的心病，前几天陈大虎来找过我，他也说最爱的是我，今天你也这么说——
她说不下去了，掏出纸巾拭泪。
他一时语塞，不知说什么好。
她又说：现在好了，我终于看到你们的结局了，你们过得都不幸福，我的心病也就好了，我在你们身上丢失的自信总算又回来了。梁亮，你什么也别说了，对不起，我走了。
李静就那么走了，挺着美好的身姿消失在梁亮的视线里。有一会儿，他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就那么呆呆地坐着。结果，那天他就喝多了。回到宿舍后，他关上门蒙着被子嚎啕大哭。
不久，机关改革，人事上又做了一次新的调整，李静离开机关去公司任职去了。又是一个不久，李静结婚了，许多机关的人都去参加了她的婚礼，只有梁亮没去。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不知谁在他的办公桌上放了一袋喜糖，那是李静的喜糖。他下意识地吃了一颗，又吃了一颗，结果一袋喜糖都让他吃光了。一个小时后，他大吐了一场，从此他再见到糖就有要吐的感受，梁亮对糖已经过敏了。
（责任编辑：嘉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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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
酒杯人生
顾 前
前些年
前些年，我在亚龙公司干过挺长一阵子，现在回想起来，在亚龙公司的那段日子给我留下的印象极为愉快。
亚龙公司在城南老城区的胜州路上，这里街道狭窄肮脏，周围都是有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历史的老房子，且以平房居多。胜州路往西，靠近四路公共汽车站的地方，有一家颇具规模的饭店，名叫亚龙饭店（也是属于亚龙公司的），饭店的后面，有一栋不大的灰色的两层筒子楼，亚龙公司的总部就在这里了。楼房已年久失修，外观陈旧，紧贴墙壁的下水管锈迹斑斑。里边天花板上的石灰多处脱落，露出一排排小木条。到了下雨天，二楼走廊拐角处的天花板还会漏雨，把走廊地面漏得湿漉漉的，也没有人管。楼上楼下各有两排大大小小的房间，大房间是把隔墙打掉扩成的。每个房间都没有任何装修，只是地下铺着带黄色花纹的塑料地板，这塑料地板已破烂不堪，到处都是窟窿，有的地方干脆少了一大块，露出了粗糙的水泥地面。各房间门口上端都挂着一块牌子，标明了各个部门，有财务科、劳资科、行政科、总经理室、副总经理室、总务科、会议室、基建科等等。
上班时——尤其在上午，每个房间里都挺热闹，干什么的都有，喝茶的，抽烟的，打私人电话的，看报的，聊天的，打情骂俏的，有时还有下围棋和打牌的，惟独认认真真地坐在办公桌前办公的人极少。有的人从这个房间遛到那个房间，这里坐坐，那里站站，和这个说几句话，和那个讨根烟抽，然后就没了影子，你都不知道他到底是属于哪个部门的，或者是不是公司本部的人。事实上我在这家公司里干了很长时间以后，都还没有搞清有些人是哪个部门的，又是什么职务，甚至有些人我从来就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因为这些人来上几天班，又会有很长时间不见了踪影。另外，没有任何人对别人的无所事事加以指责或训斥，似乎对这一切人人都已经习惯了。至于迟来早走，在公司里更是家常便饭，通常到了下午三四点钟，公司里就已经见不到几个人了。
我刚来亚龙公司时，看到这样的情景，还颇感困惑，不清楚这究竟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这么一帮二流子聚集在这里又是在干什么。以后在公司呆的时间长了，逐渐对情况有了大致的了解后，我才终于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
这就要说到总经理周亚振这个人了。
周亚振四十多岁，矮矮胖胖的，肚子很大，走起路来迈着八字步，胸脯像公鸡一样挺得老高。他相貌没什么特别的，留着小平头，长着一双死鱼似的无神的小眼睛，一张马脸上油光光的，没有胡子。
周亚振“文革”时期是红卫兵司令，他在那如火如荼的革命岁月里的英雄业绩，现在已无从查考了，但肯定是让人热血沸腾、风光无限的。“文革”后期，周亚振被抓了起来，在监狱里呆了一段时间，然后就下放农村当了知识青年。不难猜测，这段“文革”经历对周亚振今后的生活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培养了他无比强烈的权力欲，认为人生的最高追求就是去获取越来越大的权力，就是去当大官。想必他当红卫兵司令的时候，指挥千军万马的感觉太好了，被人仰望和崇拜的感觉太好了，为所欲为一呼百应的感觉太好了。
从农村上来后，周亚振先是进工厂当工人，接着他大概认为当工人离他的追求实在是相距太远了，就辞职下来当了贩鸭子的个体户。应该说，周亚振还是有点能耐的，他从开始的去外地贩来鸭子卖给卤菜店，到后来的产供销一条龙——自己定点农民家养、自己贩、自己卖，没用多长时间，他就发了财。金钱对于周亚振来说显然不是他的最终目的，而只是他获取权力和当官的一种手段。有了钱后，他就成立了亚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按理说，这是一家私营公司，周亚振只要安安心心地做他的私营老板，就可以发发完全属于自己的财了。但是周亚振却不是这么想的，其一，在当时的环境下，私营公司几乎在银行里贷不到款，那么如果公司想尽快发展的话，没有大量的资金投入，就肯定会困难重重。其二，私营公司的老板有什么政治地位可言，又算多大的官呢，确切地说就是相当于什么级别的干部？那么如果既无政治地位，又无法算个官的话，发点财又算个什么呢。这样，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周亚振就想方设法要把自己的亚龙公司挂靠到一个正儿八经的政府机构。一开始，亚龙公司是挂靠在省纺织品进出口公司的，后来当周亚振得知省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只是县团级单位时，他认为自己被欺骗了，大发雷霆：“他们只是县团级单位，那我们公司算什么级别？”
结果周亚振又通过自己在省公安厅工作的一个老同学，把亚龙公司挂靠到了省公安厅。这下周亚振心里终于踏实了。以后公司开大会时，周亚振经常这样给手下的员工训话：“你们都要好好地给老子干，要不公司倒闭了，我没什么损失，到公安厅去当个处长就行了，可你们到哪儿去混饭吃？”
如此一来，至少在名义上，亚龙公司已不再是私营企业了，而是省公安厅下属的一家大集体性质的单位了，总经理周亚振也自我感觉是个县团级干部了。大概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周亚振觉得自己是个大人物了，开始有了异乎寻常的大气魄。
为了让公司尽快扩大，为了有更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