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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牛市所恢复的市场信心只能昙花一现。
诚然，我们应当充分肯定管理层在维护市场秩序和保护投资者利益方面所做出的一系列努力。在坚持法治先行的原则基础上，我国资本市场逐步探索出了一条符合“新兴加转轨”市场特色的立法道路，以2006年1月1日新《公司法》、《证券法》的实施为契机，资本市场法律规则体系得到了全方位的梳理和重构，形成了以证券法、公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为主体，证券期货类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自律规则相配套的、比较完备的、多层次的法律规范体系，毋庸置疑，这些制度建设方面的努力对于规范股市交易、增加透明度、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我国资本市场在执法体制建设方面所进行的积极探索，发行审核委员会制度的改革、专门的行政处罚委员会的建立等，使得执法机制、执法程序、执法行为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在已建立起来的综合性和多层次的监管执法体制框架内，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实行集中统一监管，市场组织实行自律监管，专业服务机构发挥独立审查和把关作用，这些都使得监管者的监管水平在不断提升。
但是；必须看到；资本市场具有操作技术专业化、信息高度透明、资金流动量大而迅速、博弈纷繁激烈等特征，必然要求管理层以更为严格的监管举措来保证市场的公开、公平和公正。以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监管为例，美国是目前全世界公认的最为发达的资本市场，同时美国对证券违法行为施加的监管力度在全世界是无与伦比的。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约翰·科菲（John C。 Coffee，Jr。）的研究结果，以2005年为例，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开出了18亿美元的罚单，这一罚单的数量与英国同类机构——金融管理局（FSA）施加的罚款额之比为60：1，也远远超出了中国证监会所开出的罚单数量；在监管机构规模和结构上，美国证监会将总预算的约40％花在执法上，并聘用了1200名全职律师，而英国金融管理局的同期执法预算占总预算的比重介于12。5％到13％之间，这一比例也远远高于我国；就调查的执法案件类型而言，英国金管局调查公司财务违规行为的案子并不多，其重点放在经纪人对客户犯有欺诈行为的案件上。而美国证监会追查的金融诈骗案范围更加广泛。例如，证监会约12％的执法行为涉及内幕交易。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是为数不多的允许发起证券集体诉讼的国家之一，美国允许在胜诉时律师费可视乎判决赔偿金额而定的国家，这种胜诉取酬制已经产生了类似赏金猎人的特定律师群体，胜诉酬金是成为美国执法行动的真正推动力。种种数据表明，在美国繁荣的资本市场背后运行着一个强有力的市场监管体系。正如约翰·科菲（John C。 Coffee，Jr。）教授在文中所言，美国市场对公司仍将具有吸引力。因为更严厉的法律和执法行动将令投资者对其投资的安全性具有足够信心，近期美国上市数量的回落并非与执法问题有关，而是由于2000年股市崩盘以后市场对新的首次公开募股（IPO）的需求急剧减弱。美国对IPO不再具有吸引力，但是这并不是因为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把公司全吓跑了。
中国股市法制建设
与发达国家资本市场比较，中国资本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为中国资本市场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想象空间，可以预见的是，目前高高翘起的指数绝非是牛市的终结点，但对管理层而言，在当前资本市场的市值、交易量、开户账户和融资量等不断呈现倍数级的增长的挑战面前，强有力的有效监管将会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显得迫切。只有严格的执法才能确保市场运行的安全和效率，并使投资者从中获得预期的收益，市场信心的维系必须建立在更为有力的监管基础上。不难看出，如果缺乏一个有效率的监管，市场的繁荣只能是暂时的，在一个投资者普遍缺乏安全感的市场内，高涨的行情注定是一个失败的结局。
胡晓珂，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长期以来从事公司法与证券法方面的理论研究与实务工作，著有专著《证券欺诈禁止制度初论——以反欺诈条款为中心的研究》，主持或参与《证券民事赔偿制度司法解释研究》（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重点课题）、《中国资本市场若干重大问题研究——以投资者权益保护为中心》（2005年司法部课题）、《强制保险立法研究》（2006年中国保监会法规部课题）等，曾为多家公司的改制上市、并购等提供法律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