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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慎博弈，值得赞赏
在市场经济下，小群体与大社会的冲突将越来越多，而对其处理方式的变化，也反映出时代的文明进步。
对于广东疾控中心建设中的遭遇，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任剑涛谈了他的观点。他说，面对目前严峻的公共卫生形势，国家对尽快建立公共卫生体系产生某种急迫的心情，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一件好事。但在疾控体系的建设过程中，一定要避免急中出错，以至于后患无穷。
在广东省、广州市和深圳市疾控中心建设中，政府听取部分公众意见，从而延缓了疾控中心建设的速度，“这种审慎博弈、理性博弈的态度是值得赞赏的，反映了政府管理方式的进步”。
对广东省三大疾控中心的建设，他提出有几个问题需要重视。
首先是争取社会公众的理解，这是政府有效运作的基础。政府固然可以以消耗公众支持度为代价来赢得短期的行政效率，但这样的效率缺乏长期效应，也难以持久，这方面，我们有几十年的沉痛教训。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政府，尤其是“先行一步”的广东，既通过公众的推动，也通过政府的理智选择，逐步但彻底地抛弃那种限定时间、限定项目、强加给社会的政府管理方式，上级应该理解，社会也应当支持。
尤其要强调的是，决不能以牺牲局部公众利益为代价，换取政府紧急工程的快速上马，因为这种做法既伤害公众利益，又影响政府权威。如果每个局部的公众利益在政府面前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那么所谓的整体公众利益也就荡然无存了。
此外，疾控中心信息的传播也是很重要的一环。要更好地使公众全面了解疾控中心的功能、业务范围、操作手段、实验方式、疾控举措等情况，从而对疾控中心的建设产生一种“理性的支持”态度。
如何平衡利益关系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黄卫平教授接受了记者采访，他认为，这广东三个疾控中心的事件都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体现。事件也反映了公民维权意识、法治意识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
他说，过去，社会常常要求个人服从集体，小团体服从大团体。但实际上，小团体的利益被漠视，大团体的利益最终也就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哪个人的利益是有保障的。
黄卫平教授用“公共厕所往哪儿建”为例解释说，公共厕所人人需要，但谁也不希望它建在自家门口，显然，公共厕所也不能建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解决这一类问题，最好的办法，是事先有一个比较好的规划，先把公厕的位置划出来。这样，受公厕影响，附近的房产就会比较便宜。在市场机制下，自愿购买厕所附近的房子的人，不会感到利益受损。
现在的问题是，房子盖好了才想起加一个厕所，那就可能造成一些人利益受损的情况。协调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给利益受损的人给予适当的补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理由要求任何人为别人的利益单方面作出牺牲。
“当然，公民对公众利益也应该多一些支持。在得到合理的补偿后，就应该认可政府事后规划的合理性了。”他说。
具体到疾控中心的建设上来，黄卫平教授认为，虽然可以做疾控中心建设的环境评价，但对这类项目的反对，心理因素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甚至可以认为，疾控中心对健康的影响，主要是心理上的。如果疾控中心不安全，那就不是建在哪里的问题，而是应不应该建的问题了。
黄卫平个人觉得，适当的经济补偿可能是个比较好的解决办法。因为在他看来，桃源村的居民对健康的关心，与他们对经济利益的关切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心理因素也可以通过经济手段加以平衡和缓解。
“欲速则不达，”黄卫平说，“现代社会利益分化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重大决策，都要十分谨慎小心。这是对政府的一个提醒。”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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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交”高潮前的回光返照？
南方周末 2004…12…09 12：11：22
瓦努阿图与台湾“建交”的悬案未定，又传出中国驻瓦大使“被打”的消息。一个南太岛国，以这种方式引起国人的关注，可谓颇具戏剧性。但这一次，不仅台湾投机瓦国可能竹篮打水，更大的危机也许还在后面。
“断交”高潮前的回光返照？
□时宏远（云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拼外交”这个口号，台湾当局喊了多年。不过，拓展“邦交国”的声势却一年不如一年。瓦国总理沃霍尔的“暗送秋波”原本可以让陈水扁自得一次的，但这件事的几起几落却吊足了台湾的胃口，现在台“外交部”及其驻瓦机构人员也只能先降下临时使馆的“国旗”，“密切注视”事态进展了。
瓦努阿图———面积11880平方公里，人口18万———这个让台海两岸如此大费周章的“主角”，如果不是这一幕，相信既不会吸引台湾同胞的眼球，也难能上得了《人民日报》。在瓦努阿图之前，我们经历了太多的“出尔反尔”，这似乎早已成为台海两岸“内战”的重要内容。那么，“拼外交”多年之后，台湾战绩如何呢？
台湾“邦交国”，星星点点
虽然反复不断，但有进有出总算没有让台湾变成孤家寡人，至今维持着26个“邦交国”。其中拉丁美洲13个，非洲7个，大洋州5个，欧洲1个，亚洲没有。
综观台湾目前的“邦交国”，有两个特征极为明显：国土面积有限，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在所有26个“邦交国”中，面积超过了10万平方公里的国家有8个，最大的是位于非洲的乍得128。4万平方公里；面积不到1000平方公里的国家也有8个，最小的梵蒂冈仅0。44平方公里，人口1400人，常住人口不足900人。
台湾“邦交国”大多分布在赤道以南，世界关注相对较少的区域。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这些区域远离世界政治、经济活动的中心。区域内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程度低，受国土、自然资源的限制，工业基础薄弱，基本上依靠出口原材料或海产品换取日用工业品。这些国家最突出的特点是“贫穷”。从近几年的年均国内生产总值来看，伯里兹约7亿美元，格林纳达3。61亿美元，冈比亚3。73亿美元，马绍尔群岛2。46亿美元，多米尼加多一些，为172亿美元。至于去年刚刚与中国断交、与台湾“建交”的基里巴斯仅有4000多万美元。
如果是出于“友好”或者“国际人道主义”而对这些国家加以援助，当然值得大力提倡。但遗憾的是，这样的区域却成为台湾当局为了“外交”而外交的重点。的确，因为地处偏远，此类国家与中国联系较少，受中国大陆影响有限；再加上经济落后，“金钱”很容易彰显魅力。从近十年情况来看，“金钱”对它们的影响几乎是决定性的。
“邦交国”的“钱袋”
建交除了国际法上的承认之外，最重要的作用就在于有助于建交国之间发展稳定的互利合作关系。
客观地说，这些国家中蕴藏的商业利益微乎其微，在政治上也很难说有什么影响力，不过“邦交国”除了简单的“面子”之外，也的确可以帮助台湾当局在某些国际场合显示其“存在”，比如最近在联大被提到的“台湾加入联合国”案。台湾的“钱袋”当然是这种双边关系的润滑剂。所谓“外交关系”，无非是台湾当局用金钱买“国际承认”，而“邦交国”则拿人钱财与人消灾的“交易”罢了。
买“外交承认”的钱当然是老百姓的血汗钱，不过政治领导人花起来似乎并不心痛。1999年，李登辉出价3000万美元买下了458平方公里的帕劳的“承认”。这笔钱帕劳人均可得1500美元，相对于台湾的人均收入当然是小数目，不过却超过当年帕劳人均国民收入。
陈水扁执政后，“金钱外交”攻势更甚。仅2001年的拉美、非洲6国之行，每处无不是金钱开道，一路烧钱达3。5亿美元。其中在巴拿马身上投入了3600万美元，为的只是换取巴拿马的接待。2002年，台湾向哥斯达黎加提供无偿援助8000万美元，用于道路建设和改造。在巴拿马改建外交部办公楼时，一次性慷慨解囊400万美元。为了笼络塞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