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们当时考虑，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到所在单位办公，那样一来，关系过于紧密，工作中容易产生偏袒情绪，甚至徇私枉法。”
解决方法是“派而不驻”。将24人分成3组，办公独立在外，每组对八九个单位进行归口监督。比如第三组，分管建设口，联系规划、国土、建设、水务、环保等部门。组长范少宇告诉记者，这种方式，既保证了与对口单位的经常业务往来，又不至于过分亲密，“更重要的是，这样把纪检人员相对集中在一起，有利于办案查案，不像过去那般分散而毫无效率。”
不过孙大卫也坦承：“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不是查案，而是预防。”“主线就是抓住权、钱、人等容易产生腐败的环节。”孙大卫将其归纳为三个“不”：不能，不敢，不想。“所谓不能，就是各种机制互相制约，减少腐败机会；不敢，就是惩罚措施严厉；再就是思想教育了。”
“三不”在深圳的反腐中起到了明显作用，但离预期的目标仍有较大距离。范少宇所领导的第三组，是一个典型缩影。他们所对应的建设口，正是公务人员违法乱纪、贪污腐败的高发地带。
纪检部门曾经做过一项统计，深圳建市以来，因腐败落网的党员干部，90％以上都涉及行政审批，其中，又有67％的腐败行为发生在土地、建设工程、产权交易等领域。
去年12月底，深圳公审了市能源集团原董事长、党委书记劳德容，其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近2000万元；深圳市民政局原局长黄亦辉，在任市公路局副局长、局长、市民政局局长期间，接受建筑企业、包工头贿赂近1519万元，另有1899万元来源不明。
该市一位官员告诉记者，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这些触目惊心的腐败案件，事实上对反腐体制提出了根本变革的要求。
始料未及的变化
或许有一个情况始料未及：在中纪委展开“直属”行动后，首先的阻力并非来自外部，而是被调整人员本身。
十六大前，国家工商总局的9名纪检干部，拉开了改革的帷幕，最早“回归”中纪委。之后，卫生部及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相继进入第一批试点。
田红星（化名）是试点单位中的一个工作人员，“坦率地讲，当时听说要试点，第一个念头就是想调到其他部门去。”
田红星当初考公务员，是有很多抱负的，误打误撞被分配到纪检部门，几年的工作让他生出许多感慨。他也曾查办过几个案子，“但没有成就感，且长期以来能力在下降，对整个自信心都是个冲击。”
尽管调整后工资福利待遇保持不变，但田红星却感觉不一样了，“完全进入了纪检监察这个封闭的系统，流动困难，个人前途更加摇摆。”他的理由是，统一管理之前还有希望在派驻单位的部门间流动，“但现在你不属人家管，很难接收了。”
钟岩还分析了更深层的原因：统一管理之后，其实就变成“中纪委的人”，跟原单位已无关系，一些无形的关系和利益自然也就消失。“而纪检系统除了得罪人，是没有什么好处的。”纪委毕竟是“清水衙门”。
“监督领导”的微妙处境
在试点方案中，派驻机构的主要职能被设计为“监督驻在部门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这无疑是个好的想法，这是此次改革的亮点之一。
微妙的是，统一管理之后，派驻机构和所在单位关系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你不是驻在部门的人，另一方面你又不是中纪委本部的人，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还要吃人家的饭，拿人家的钱，‘找别人的碴’，地位身份更尴尬了。”田红星分析，与这种关系把握难度很大，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来搞平衡。
派驻机构的法律地位也是个问题。派驻机构严格来说不是法律主体，不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同时也不拥有中纪委、监察部诸多查案的权力。例如发现问题后，不能调档案，不能查银行账，不能询问相关人员，只能把情况报给上级纪委。最终查案的，还是中纪委。
得以改善的是，派驻机构人事任免等不再受制于同级党委，案子也无需先汇报后报告，“独立性增强了”。当然，被监督对象也开始“变招”，“比如文件也不让看了，没有硬性规定所有文件非要交纪检组参阅。如果没有信息渠道，无异于被蒙上了眼睛。”
对于改革后出现的新情况，中纪委无疑正在关注，并收集有关的材料予以分析，专家们分析说，一个制度的有效运行，不仅需要制度本身设计的合理性，更需要许多相关条件配套。
毫无疑问，让派驻机构从同级党委的构架中独立出来，是符合“党内分权”，“异体监督”思路的。但是，还需要中央财政支持、各个部门的配合、工作流程的科学设置、法律的完善，以及外部监督力量的支持，等等。而这些的完成，非一朝一夕之功。
李永忠表示，目前中纪委将派驻机构管理权收回，无论当下效果如何，毕竟理顺了“条条”，跨出了有益的第一步，只待日后完善诸多细节。
“重点还在于对块块的管理上。”李永忠认为，所谓块块，即是对省级纪检部门的管理问题。党章规定：各省纪检委只接受同级党委领导。“要跨越这一步，需要修改党章。”
短期内无法对省级纪检部门“垂直领导”，中纪委采取的变通之策是派出巡视组，计划在5年内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巡视一至两遍，主要目标是地区党政“一把手”。
尽管对“块”的垂直还尚待时日，但一些省已表示，考虑“效仿”中纪委，将派驻到各厅局的纪检组实行“垂直管理”。
创建时间：2005…3…17
Power by Softscape HTML Builder 3
如何调节好劳资矛盾
南方周末 2004…10…21 11：52：19
□苏振华
惟有劳动者自己才是自身利益永远的守护者，他们最清楚自己的利益诉求，知道自己愿意接受的工资水平是什么。在单个劳动者并不具备足够的谈判地位的时候，政府应该制定建立工会的组织规则，引导工人自己组织起来，建立可以自愿加入和自愿退出的工会，让工人成为真正的主人，通过工会来表达工人的声音，才是解决劳资冲突的根本办法。
一般来说，劳动者谋求提高工资，资方谋求压低工资，是市场社会里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对于这种最大化自己利益的欲求，是不能在道义上加以指责的。如果劳动者觉得工资过低，可以另谋高就；资本所有者觉得对方要价过高，自可以另雇他人，这都是正常的市场秩序———只要是基于自愿交换的原则，资本与劳动的冲突并不可怕。但，这只是理想市场里的事情。真实的市场里的情况往往比这要复杂得多。前不久，某市一家电子厂3000多名员工，因不满薪水过低，走上街头阻塞了交通，这是资本与劳动的冲突激化的表现。
工人们说，每个月的底薪是230元，每天要工作12小时，每小时2。1元，且不包吃住。仅就这一事实而言，是非曲直是非常清楚的，我国劳动法规定了每天工作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当地有关的规定是最低工资标准是610元，厂方的做法是明明白白地违反了现行的劳动法规，鉴于这一事实，工人们是值得同情的，他们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
在这起事件中，工人所要求的工资610元正是当地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在现实的社会秩序里，最低工资标准当可视为工人的权利。但是，即便是厂方满足了工人的要求，提高了工资、减少了劳动时间，问题是不是就真正解决了？
如果撇开厂方违反劳动法规这一点，只要工人是自愿地接受厂方的雇佣，厂方要求工人长时间低工资地工作，就是无可指责的。这一论断或许太过冷酷，但市场的真意就是自愿交易，只要交易者没有实施强制性的手段逼迫对方就范，自愿达成的工资契约无论是“高”或“低”，都是合理的。当然，得出这一论断还需加上一个前提，这就是交易是公正的，然而，实质意义上的“公正”与否在现实社会里很难作出判断，一般来说，只要是自愿的交易就是公正的交易。比如在这起事件中，工人可以走上街头，似乎是可以相信，厂方并没有对工人进行人身限制，也就是说，230元的工资标准可视为当初工人是同意的，否则工人大可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