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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原因造成国资流失
任荣明：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没有解决好国企管理层的激励机制问题，国企老总干好的与干坏的收入差距不大。这种机制不解决，国企肯定搞不好。国企老总的贡献与国企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其利益机制如何制衡？无论是在政府层面，还是在学术界，认识上都比较模糊。因此，不可能制定出一套合理有效的制度来规范。在此情况下，国企老总们必然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就是为何国企在制定改制方案时，大多采取MBO（注：管理层收购）方式，并千方百计、削尖脑袋将企业包装上市的根源所在。
韩长印：另外，我国的财务法律制度也很成问题。一些实施MBO的上市公司管理层，利用信息不对称，通过调剂或隐藏利润的办法扩大账面亏损，然后利用账面亏损获得较低的收购价格，甚至逼迫地方政府低价转让股份给管理层控股的公司，如果地方政府不接受，则继续操纵利润，扩大账面亏损，直至上市公司被ST、PT后，再以更低的价格收购。
国内首家提出通过转让国有股实现管理层收购的“宇通客车”，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起因就是公司虚报资产和负债。处罚书指出，“宇通客车”在编制1999年年报时，采用编造虚假记账凭证等手法，共计虚减资产、负债各13500万元。在此次虚减资产的一年后实施管理层收购，其用心不言而喻。
罗培新：国资流失，还与我国目前薄弱的司法体系密切相关。现在大批地方国企搞破产逃债，形成银行呆坏账，而当地法院推波助澜，“助纣为虐”。这是因为“破”掉的是国有银行的资产，而地方企业则可以逃掉银行债务，这显然对地方经济发展有利。人、财、物都由地方供给的法院，司法的“地方本位”自然难以避免。同样地，在国企高管侵吞国资而酿成诉讼时，司法往往被地方上的人情或者利益所俘获，独立性很难得到保障。
防范国资流失的法律处方
顾功耘：如何做到既能防止国资流失，又能不“惜售”，我认为，应当运用法律手段。要选择合适的国资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在进行相关立法的基础上，依靠监管机构的监管，保障改革的顺利展开。
现在应从三个层面加紧立法，一是国有资产监管法，二是国有资本运营法，三是国有企业改革法。监管法解决体制、职责问题，运营法解决国有资产转为国有资本经营运作问题，改革法解决国企的内部体制和治理问题。我希望高层领导把注意力尽快转移到相关的法制建设中来，以法律引导、规范和促进改革。
吴弘：在改革不断市场化、规范化的今天，国企与国资改革是没有回头路可走的，完善相应的法制才是惟一出路。应该看到，由于立法相对滞后、执法监管不严，总有一些预想不到的侵害国资的行为发生，这需要法制及时应对。
在这个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信息的公开。信息公开是现代市场的基本要求，也是医治市场痼疾的一剂良药。国企与国资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透明度不够。国资的转移或是暗箱操作，或是故布迷云。国资改革万众瞩目，不应该也不必要秘密进行。
任荣明：我认为，在目前我们尚未找到一套有效的国企激励机制的情况下，先不必急于否定MBO的做法。不管怎么说，MBO也是一种激励方式。问题在于，我们能否找到有效的方法去修正弊端，或寻找一种更好的激励机制来替代目前国企MBO的做法。国企的资产为全民所有，但必须授权或者信托一部分人经营。任何偏离兼顾经营者、企业、国家三者利益的改革都无法取得成功，更不会为社会所认可。
此外，我国应当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对国企老总的能力与贡献形成科学的市场评价体系，将国企老总的收益与其贡献挂钩，而不是与所谓的资本运作挂钩。
胡鸿高：我国的大部分法律，大都是从“消防”考虑，急就而成的，往往带有“救火性”和局限性，因而也就有片面性。郎氏的“炮轰”，迫使我们去考虑“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国企”，以及如何造就平等机会、防止两极分化进一步扩大等问题。另外，信托、租赁等西方行之有效的国企运营办法，在中国大环境未改变的情况下引进，并希望其发挥作用，恐怕不能太乐观。因为一是中国自古以来“解构”能力很强，二是租赁承包已被历史证明收效甚微，三是我国制度文明建设尚未取得足可依赖的成就。
韩长印：我认为，针对目前问题最多的MBO，应当强制性地引入信息披露规定，要求转让方将公告及其他相关信息，委托产权交易机构刊登于相关的报刊和网站上，并广泛征集受让方。“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很多问题，都会在阳光下的竞争中消失。
罗培新：我们常说，经济体制需要转轨，公道良心却不能脱轨，在这方面，法律的作用必不可少。但常识告诉我们，不能对转轨时期的法律期望过高。法律的确定性或者说刚性，往往是和社会变革时期对规则的弹性需求相矛盾的。北京大学吴志攀教授曾说过，如果在社会转轨时期，一切规则都用法律的形式来固定，那必然会增大改革的成本。在国资这一块，拟议中的《国有资产法》历经十年风雨仍难以出台，就是这个原因。
2003年出台的《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对许多问题也只是原则性的规定，尽管如此，这部暂行条例也还面临着市场的重重质疑。但我认为，将国资流失一味归咎于国资部门失察，或者一味归咎于法律的粗疏，都有失公允。国资流失，在目前经济体制变革的背景下，很难完全避免，这里面有地方和中央的财政分权问题，如地方国企和国有银行的利益博弈，有司法地方化的问题，也有市场化改革后国资隐性流失显性化的问题，许多问题法律无能为力。
目前法律能够做却做得不好的地方是，如何将地下交易推到阳光之下，比如说目前产权交易的信息披露和拍卖竞价规则很不完善。另外，在设计规则时要多注意避免产生道德风险。譬如说，东欧国家在搞MBO的时候，规定企业要连续三年盈利，企业的高管才能将它买入。换句话说，就是要卖企业，也要卖给有能力把它搞好的人。而不像在中国，许多国企的高管故意把企业搞烂，然后MBO，压价将其买入，产权变更后，马上乌鸡变凤凰。设计法律规则时，要对人性做最坏的设计，才能避免道德风险，并取得最好的效果。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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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郎咸平何咎之有
南方周末 2004…09…16 14：44：14
□朱达志
我对“郎顾之争”一直未发言，原因是，作为一个普通公众，我对于经济思想方面的一些重大话题缺乏起码的学养与底气，实在不敢妄语。
然而，9月7日的《中华工商时报》中的一篇报道，却终于刺激起了我的发言欲。该报道后面的一则“记者手记”让我有话想说：因为它所涉及的已不再仅仅是宏观经济方面的专业话题了。还是先看看原文吧：“据说在国资委内部，已被媒体大肆渲染的‘郎顾’争论并没引起多大的波澜……问题的焦点已经集中在如何去解决‘国有资产流失’上，各方人士也已不约而同地希冀郎教授能给出一个‘解决方案’，‘否则他难辞其咎’。国资委的有关人士说。”
显然，国资委并未正式发表这样的观点，记者也只是“据说”。但上述话我听了还是不舒服，但愿我以下的话是在向风车开战。
何为咎？郎咸平有什么咎？他又有资格辞这个咎？
所谓“咎”者，词典上的解释和我们通常的理解，是指过失或者罪过。作为经济学者的郎教授，他对我国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一些政策和做法作出自己的判断，提出自己的看法，无论是出于社会责任、学术良知，还是课题研究甚至“自我表现”的需要，他的做法都合理合法。这也正是公共知识分子之于这个社会的责任、义务。我们的社会当下最需要的人中，就理应囊括这些敢于直言、勇于碰硬的苏格拉底式的“牛虻”。从这个意义上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