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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进行了讲解。
20多天后的7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9月在北京召开十六届四中全会，主要议程便是研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
又是20多天后，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发表长篇重要讲话，用了较大的篇幅，从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执政环境七个方面阐述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被党建专家称为“执政七谋”。
中央主要领导在几个月内连续多次，就同一个问题发表看法，既表明了“执政能力建设”在当前党建工作中的重要性，也显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紧迫程度。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执政能力建设一直是党建工作的重要内容，但在新的时期，它被提高到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历史高度。
自从市场经济大潮摧毁计划经济后，相当一部分干部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执政方式感到茫然。而一些党员干部更脱离了群众，腐败问题严重。
近几年中，结合国内外的经验教训，例如世界上有些执政的共产党和其他党的失败，我国遇到非典这种意外和其他灾难性的突发事件，这使我们更清醒地意识到增强执政能力的问题。
世界上一些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在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阶段，社会经济结构剧烈变化，利益矛盾不断增加，社会稳定问题非常突出。中国社会已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
“现在的制度安排已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利益诉求。”中央党校党建部副主任王长江教授对本报记者说，“过去认为改一下方法和作风就可以了，现在看来不是这样。”他指出，这需要从整体上来思考和把握执政规律与执政能力问题。
政治体制改革的“抓手”
邓小平生前曾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谈话，嘱托他们“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他希望，在2021年即建党100周年时，包括党的自身建设在内，我国各方面工作都能达到成熟定规。
王长江认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意味着党的改革已经“进入实际操作阶段”，开辟了很大的理论空间。这等于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为推进整体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抓手”。
事实上，胡锦涛总书记也表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仅仅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在数年前，王长江在中央党校地厅干部进修班的一次讨论中，提到了“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这个问题。学员们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王长江讲完后，一个学员立刻表示想谈点看法。只听他用很不理解的语调说：“我对‘合法性’这个用词从感情上很疑惑。难道我们堂堂这么大一个执政党，还是非法的吗？还要去争取什么合法性吗？”
事实上，这里的“合法性”是一个政治术语，意味着公民对现存政治秩序和政权权力的信任和认可。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人民支持不支持”、“拥护不拥护”、“答应不答应”。
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对一位省部级学员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讲的几句话至今记忆深刻。
这位省部级干部从自身的工作经历中体会到，今天从老百姓角度看执政党，有几个“看”和几个“不看”：不看历史看现在，不看说的看做的，不看中央看基层，不看政绩看败绩。
谢春涛说，现在改革的难度甚至不亚于“文革”结束初期：“过去可能只解决温饱问题，现在老百姓对经济、政治、文化都提出很高的要求。对于共产党来说，老百姓肯定是拿世界上最高的标准来衡量你，这高过任何一个时期对共产党执政能力的要求。”
王长江认为，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条件下，执政党的合法性，更多来源于制度的合法性。
有专家认为，此次四中全会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上有望继续深化，对于干部选拔中提名权的问题、差额选举等问题将有望出台一些实质性的制度。
“加强合法性，实际上就是提高你的执政能力。”王长江说，“合法性意味着你的执政成本。合法性高，执政成本就低；合法性高，认同就高，你的政策老百姓很认同，还没出来他们就悄悄干开了。政策一出来，他更群情高涨，那你还有什么执政成本啊？”
权力的监督和制衡
今年年初，历时13年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正式出台，两天后，传出了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二审被维持死刑判决的消息。
当即，有评论家发表文章《党内监督条例能否管住王怀忠》，认为条例的出台，填补了党内监督的法规“缺位”，最重要的还是真正落实，尤其是对“一把手”的监督。
腐败问题被一些学者称为社会的“毒瘤”，其根源就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
对于腐败的严重性，谢春涛说：“尽管大部分党员都是好的，但是少量有问题的人造成的负面影响，与其在党内占的比例完全不相称，恶劣影响大得多。
此次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解决长期以来党内权力制衡和监督的问题。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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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年执政之路
南方周末 2004…09…16 14：43：01
□本报驻京记者 李梁 □实习生 苏永通
9月16日至19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数百位中央委员会聚在一起，讨论“执政能力”这个与国家和民族命运攸关的重大主题。作为中央全会的主题，在党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
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实际上经历了两个巨大的转变：一是从从事革命的政党到执掌政权，二是从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前一个转变要求政党从斗争、革命、破坏旧秩序转为谋求建设和发展，后一个转变则要求法治和民主。一个政党能不能更好地发展，取决于能否顺应这些客观要求。
通俗地说，执政能力就是政党治理国家的本领。加强执政能力的话题虽是第一次作为中央全会的主题，但实际上在执政55年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在不断地根据现实的巨变进行着调适。
我们回顾这段执政历程，就是想找出其中国家现实与政党之间的互动脉络，看看其中的经验教训，最重要的是认识到我们今天增强执政能力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巨大价值。
“马上”治国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离开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动身前往北平。
周恩来得知毛泽东睡眠不足，劝他注意休息，毛泽东兴奋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说：“我们应该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很有信心：“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6个月后的10月1日下午3时，天空门前成了人的海洋，毛泽东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年胡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激情四溢的长诗：“时间开始了！”
民盟主席张澜穿着一袭旧布长衫，站到了天安门城楼上。架不住毛泽东的亲自劝说，77岁高龄的他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刚在王府井做了一身新呢衣穿上的毛泽东看到他的打扮，笑道：“表老，你太俭朴了。”
民主建政激发了从普通民众到民主党派及党外人士巨大的参政热情。从张澜到“七君子事件”主角之一、上海滩大律师史良，再到罗隆基和李济深，当时6位国家副主席中有3位党外人士，4位政务院副总理中，有党外人士2人。在政务院所辖的34个部委中，14名党外人士出任正职。
长期关注中国的美国中国问题观察家费正清在他的书中写道：“1949年以后城市里早期的公众情绪，由于对中共的不断增长的信任，是一片欢欣鼓舞。”
几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在一种民主的氛围里完成了建立国家政权的一系列工作。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当时专门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在组织8000多人讨论、修改的基础上，后在全国有1。5亿人参与建言，征集到各方面意见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