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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组织者之所以将这一活动命名为两仪文舍，是极富深意的。“两仪”是指围绕两极，即在两种语言、两种文化和两种文学——中国文学和法国文学之间的游移往复。作家个人并不代表其本族的文化，而是该文化的承载体，同时又携带了他们接触到的其他文化的成分。“两仪”亦指参与活动的作家和译者两个群体。“文舍”之名则着意突出正在进行的写作、思考和对话的过程，即作品如何在创作中、讨论中、互动联系中逐渐成型。两仪文舍的法文缩写——ALIBI，究其拉丁词源，还有“别处、他处”之意。两仪文舍不仅为文学交流、辩论提供了契机，作为“别处”，它同时又恰恰处于写作、翻译和讨论的中心，促使我们转换思维方式，引导我们往返于各种不同的作品、语言和文化之间。从两仪文舍的命名中，我们不难看出组织者所具有的宽广的文化视野，以及致力于为不同信仰和文化背景的研究者提供对话环境的良好愿望。为了使交流更富成效、更具深度，两仪文舍的文舍对谈部分采用了一种全新的运作方式：以同一命题分别向一位华语作家和一位法语作家约稿。两篇文稿写成之后，均付诸翻译。两位作家在阅读对方作品的译文之后，展开对话，会间每位作家先对自己赋予初始命题的含义作出阐释，随后就对方作品进行提问和评论。译者以及与会听众中的各方学者，诸如比较文学、语言学、造型艺术的专家等等，均可发表见解，最后以两位作家对命题再次交换看法作为总结，以期从中反映出作家个人对各种观点的真知灼见；而两位作家之间的讨论及随后与译者的探讨，也将把个人的观点呈现在两种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大背景中。文舍已经以名字、引文、幸存、颜色、死亡、街区、孩子、文物、土地、迷宫为题展开创作和讨论，从对主题的选择也可窥见组织者的整体观念：组织者希望通过累积历次会议的各项专题，勾勒出中法当代文学各自整体的画面。
采用命题的方式，以同题不同文的两种文本互为参照，并引入作家构思与写作的过程，以此作为交流讨论的基础和中心，这无疑是两仪文舍的一个与众不同之处。这样的方式，首先对于作家来说是个挑战。很多作家表示，刚开始时对于命题作文感到有些顾虑和为难，但当把它作为一项写作计划接受以后，便成为了自身创作的催化剂。格非曾被邀请以“引文”为题进行创作，他说：“我有五六年没有动笔了。我必须构想一种新的写作思路，我希望写一些简单的东西。今天邀请我就‘引文’这一题目写作，促使我又进行了一次尝试。” 可以说，两仪文舍的命题最终为调动作家的构思和创作潜力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成为了当代作家的“写作练习”。而当作家们将各自的创作成果、各自的阐释与理解置于两仪文舍这样一个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两种文学搭建的平台上时，中法当代文学的聚与散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呈现。
当今的作家们都置身于开阔的世界，全球性已经和其他文学表现对象一样进入了他们的创作中，世界文学遗产是他们汲取的共同源泉，无论是文学创作的技巧与手法还是所传达的主题与思想都没有国界，是可以超越文化背景，共存于中法当代文学之中的。在进行同题创作时，格非和弗兰西斯·密西奥就同时采用了博尔赫斯式的手法；而梁秉钧和菲利蒲·福雷都在各自的作品中提到了日本；当苏童和彼埃雷特·弗勒蒂奥面对“迷宫”这一命题时，他们都将之解读为对人的生命的描述：生活即“迷宫”；毕飞宇和菲利蒲·福雷则都将生与死、女性，视为小说永恒的主题。
同时，无论是个人生活环境的差异还是语言文化的大背景的差异，都使得中法作家之间又鲜明地体现出了“散”的因素：或是对对方作品的误读又或是在某些观念上的分歧。在应晨与安托万·沃罗底的对谈中，安托万·沃罗底就曾从西方眼光出发，误以为应晨的作品中讨论了佛教问题，带有亚洲哲学的色彩。而应晨则予以了否认。而菲利蒲·福雷在与李锐的对谈中，误认为李锐小说中对“颜色”这一主题的处理体现出对当代艺术和观念艺术的质疑，而李锐的本意只是以“颜色”来表达农民和艺术家互相不理解的悲剧，以“颜色”来象征生活的困难。在苏童与彼埃雷特·弗勒蒂奥的对谈中，彼埃雷特谈到苏童以“迷宫”为主题创作的《拾婴记》打动她的地方在于它在写实的同时有着梦幻色彩，而她非常不喜欢《包法利夫人》这样太写实的作品，她认为这样的作品不能带给读者心灵的自由。而苏童却称《包法利夫人》是他最喜爱的作品，福楼拜试图以写实的手法指明人类光明的彼岸。两位作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长达一小时的争论，反映出中法当代作家文学观念上的差异：前者回归写实，而后者更为追求抽象化和形而上。
两仪文舍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参照体系，令中国作家们在交叉审视的目光中关照自身和对方的文学。在与不同的文化观念的碰撞中，在从外部投来的眼光中，也许更能引发中国当代作家去思考，什么是中国的当代写作，中国当代文学应该具有怎样的独特性和民族性，应该与西方文学和文化保持怎样的关系，从而去为自身定位，挖掘中国当代文学的本真所在。
三
在两仪文舍中，参与交流讨论的主体不仅是传统的双方作家，更出现了重要的第三方——翻译家。文舍汇集了在法国从事翻译工作的中国译者和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的法国翻译家尚德兰、罗玛丽、艾梅里、德琳等。翻译家的参与，让作家感到兴奋。杨炼表示，他非常喜欢和翻译家谈诗，他们对于作品的理解非常透彻。同时，由于翻译家的参与，文舍的讨论主题也不再仅仅局限于文学创作问题，作家们也和翻译家一起，以自己的作品译本为题，就姓名翻译、时态翻译等中法互译中常见而棘手的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翻译和翻译家是文学交流的重要支柱，但在过去的国际文学交流中，翻译家仅仅起到进行语言翻译，协助对话展开的作用，从没有以独立的个体的身份参与交流。实际上，翻译家作为译本的创作者，对于原作品必然有着深刻的理解；同时他们具有双语、双重文化的眼光，能够从独特的切入点对原语和译入语文学进行观察和分析，往往能给作家带来新的启发。作品的翻译问题对原作的传播和阐释有着直接的、重要的影响，但作家往往由于语言能力的限制，无法了解自己作品的翻译情况。两仪文舍独特的运作方式，使得作家的创作和翻译家的创作在极短的时差内相继进行，有的作家在写作时就已经开始思考在翻译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通过翻译家介绍他们对翻译难点的处理方法，译作在译入语文化中所产生的效果等原作的翻译情况，作家得以介入对自身作品译本的评价，和翻译家共同讨论，指导未来的翻译，成为自身作品翻译的参与者。两仪文舍强调译者的作用，重视作品的翻译问题，引入翻译家对作品的解读，无疑是具有远见的一大创举，为今后的国际文学交流提供了新的思路。
四
两仪文舍的组织者不仅重视讨论的现场效果，也非常注意活动的长期的、外围的影响，整个活动有一整套出版发行计划相配合，讨论会的所有文稿均予以发表。每次会后，两位作家的作品以及安妮·居里安对会议讨论的归纳总结汇总成专辑，以中文和法文分别出版。专辑由四份文学杂志负责轮流发表，法方为《欧洲》和《八月之雪》，中方是香港的《香港文学》和海口的《天涯》杂志。由此，两仪文舍每次开会之前，人们就可以在一份中文杂志和一份法文杂志上读到上期的专辑。人文科学之家出版社还发行了汇编参与作家为两仪文舍撰写的作品的文集《两仪文舍——法中文学对话》，并拟发另一本刊载讨论各方专家在会议专题上的研讨与分析的总集。出于对文学意义和人类学价值的尊重，所有书籍均以中法双语进行出版。同时，历次两仪文舍会议的全过程，经录像后都以法文和中文上传到网络，进行网络传播。
两仪文舍在多个方面突破了传统的文学交流形式，创造了一个由阅读、创作、翻译、讨论、出版，五元构成的完整的新型文学交流模式，在各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