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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判断一个这样的理念会使你创作成功？
我对一个经不起多年被搁置不问的考验的想法不感兴趣。我的最新小说经受了17年被搁置的考验。如果一个想法像这部小说那么好，那就非把它写出来不可。被搁置不写那么长时间我还是把它想了好多次，我可以把它前前后后、反反复复叙述得滚瓜烂熟，就像我已经读过的一本书。小说创作最棘手的问题是写第一段。把它写到称心如意的水平，可能要花好几个月的时间，甚至要花许多年。只有把第一段写好了，才能最后断定那个故事是否能创作成功，才能知道它的风格是什么样，篇幅有多长，要花多长时间写完。
这儿有一个写作纪律问题。据说你的写作纪律很严格，就像是用银行职员时间表工作的作家。
我每天都写作，甚至星期日也写，从早上9点写到下午3点。我写作的房间很安静，暖气也很足，因为惟一让我烦的就是声音和寒冷。每天工作的时间中，我吸40支香烟，其他时间我就尽量不让香烟毒害自己了。医生说我正在自杀，不过我认为没有任何一项折磨人的工作不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在自杀。还有一件事：我是穿着机械师的工作服写作。这部分是因为更舒服些，部分是因为当在打字机上写不下去了的时候，我就站起来去思考，同时拿一把改锥把家里的门锁和电插座拆了又装，装了又拆，或者把家里的门都刷成明快的颜色。
你每天能写多少？
如果是写一个短篇，每天能写一行我就满意了。如果是写一个长篇，我尽量每天写上一页。总的来说，随着故事的往前进展会越写越顺手，每天的收获也就越来越大。因此，长篇小说比短篇小说更讨人喜欢：长篇小说只需开始一次，而短篇小说也跟整部长篇小说一样要开始一次，二者开头花的工夫相同，这样总的算起来，写短篇花的气力就多多了。有时候能写得多一些，那时我便知道，第二天在好好休息之后，情况就会更好。《百年孤独》我写了十八个多月。在工作期间，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我没有一分钟不在想工作。我每天跟我的善解人意的最亲密的朋友们讲的都是创作上的事，但是我一行字也不读给他们听，也不让他们自己看，更不让他们动我的草稿，因为我很迷信，认为否则的话，我的工作会全部葬送。
你做笔记吗？
不！除了每天的工作记录之外我从不做笔记，因为我有这样的经验：如果记了笔记，你就会老去想笔记，无法集中精力写书。
海明威说，作家如果有机会重新写他的一部作品，至少是一部分，会感到很愉快，你写东西修改很多吗？
我每天起床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笔蘸着黑墨水修改前一天写的东西，接着把它誊清，然后再在全部的原稿上作修改。我的这项工作是用打字机慢慢完成，因为我写的东西从不留复印件；如果在来回折腾中丢掉点什么，我至多用一天的时间就可以把它补起来了。
你怎样处理清样？
我处理清样向来十分谨慎。可在《百年孤独》这本书上，出版者允许我愿意改多少就改多少。尽管如此，我还是只改了两个词。实际上，从打我满意地最后一遍读完原稿之后，我就永远不再对那部作品感兴趣了。
（原文刊登于委内瑞拉《民族文化》杂志1968年9月号，题目为编者所加，原题为《与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交谈》）
斯·阿列克西耶维奇和她的战争纪实文学
陈新宇
“我们就这样生活了几天。村子里的一些人已经奄奄一息，有躺着的、有吊着的，我们倒不害怕，因为这些人我们都熟悉。后来我们遇到了一个不认识的女人，我们就哭了起来：我们要和您在一块儿生活，我们自己感到太可怕了。”
“‘你们赶快集合把你们的强盗埋起来！’我们就来到了那个地方，我们的人在坑里游动着，那里已经是个水井，而不是坟墓了。我们拿起铁锹，一边埋一边哭。而他们说：‘谁哭，我们就枪毙了他。给我笑……’我只好弯下腰，那个发号施令的人发现后，就仔细看我的脸，看我是哭呢，还是笑呢？”
这是斯·阿列克西耶维奇在她的战争纪实文学《最后的见证人》中的一个片段。需要说明的是，这不是单纯的援引，作家的纪实文学就是由很多这样的回忆组成的。
斯·阿列克西耶维奇，生于1948年，白俄罗斯著名女作家，以写战争和灾难著称，并以自己的战争纪实文学在当代俄罗斯文坛独树一帜。从1984年起，她先后创作了《战争中没有女性》、《最后的见证人》（1985）、《锌皮娃娃兵》（1990）、《被死亡迷惑的人们》（1992）和《切尔诺贝利的祈祷》（1997）等纪实作品，其中以写战争题材的居多。从1980年起，斯·阿列克西耶维奇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记者，开始在以战争为题材的文学创作领域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尽管作家没有亲历战争，但对战争题材却情有独钟，这是为什么呢？再说，今天，无论是二战，还是阿富汗战争都已成为过去，封存在历史的记忆中了，作家再回归战争主题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
阿列克西耶维奇说，没有记忆的人，只能产生恶，除了恶还是恶。就作家本人的遭遇而言，她有11个亲戚在反德国法西斯的卫国战争中丧生：乌克兰外公死在布达佩斯城下；白俄奶奶在游击队遭封锁时，由于饥饿和患伤寒死去了，还有两家远亲同他们的孩子一起被法西斯分子烧死在窝棚里。白俄罗斯人和俄罗斯人不能忘怀的还有那惨绝人寰的哈丁大屠杀和著名的列宁格勒大封锁……这些抹不去的记忆让她的创作锁定在了卫国战争的亲历者身上。于是一个在文坛上不被人知晓的新人开始了她的“创作苦旅”——拎着录音机挨家挨户，遍访战争亲历者，录下他们的讲述，然后将其转化成文字。就这样《战争中没有女性》和《最后的见证人》诞生了。下面我们试图通过作家的三部重要作品来解读她的战争纪实文学。
就叙事风格而言，虽然阿列克西耶维奇的战争纪实文学主要是通过录音材料整理而来的，但它不是访谈录，也不是证言集。它是由被采访者的声音构成的大合唱。是既有咏叹调，又有宣叙调和合唱的清唱剧；而作家的言语、语调和构思就是统筹调度众声音的乐队。如《战争中没有女性》是500个战地女兵的心灵剖白。这些前线女战士和年迈的老人把作家带到了战时的日日夜夜。她们在战场上度过了自己的初恋年华，在战场上品尝了初为人母的复杂心情，当战争结束，她们幸运归来时，很多人还蒙受着不被人理解的屈辱……《最后的见证人》讲述的则是战时儿童的遭遇。“书中有一百个人回忆发生在他们童年时的那场战争……主人公不是政治家、不是士兵、不是哲学家，他们是儿童——不偏不倚的见证人。”所以在《最后的见证人》中汇集了孩子们的声音：在文章开头援引的片段中，我们已经听出了孩子们面对死人的习以为常，面对母性的真情流露，面对胜利的欢欣雀跃……而她的另一部纪实作品《锌皮娃娃兵》是由日记摘抄和被采访者的口述记录组成。这里也汇集了不同的声音：有阿富汗战场上的医生、护士的讲述，有在阿富汗战争中失去了儿子和丈夫的母亲和妻子的回忆，也有从阿富汗幸运归来的士兵的自白。
就主题而言，阿列克西耶维奇的纪实文学突破了传统的战争题材。与擅写战争题材的前辈作家西蒙诺夫、贝科夫、邦达列夫相比，她既没有表现战争的宏大场面，也没有将战争作为考验人忠诚与否的试金石，更没有刻意塑造英雄形象和歌颂英雄主义，她关注的是对战争本身意义的思考，对生命价值和人性尊严的拷问。斯·阿列克西耶维奇的战争题材文学记录的不是具体的某个人的悲剧命运，而是一群人，一个群体对战争的记忆，因此作品中没有鲜明的人物性格。作家对打仗杀敌本身并不感兴趣，所以在她的作品中，有关军事方面的专业材料很少，而人性化的东西则更多一些。作家力图粉碎战争神话，增强参战民族的自省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