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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掏出手帕擦眼泪,边擦边唏嘘着。高子超凑到张干事跟前嘀咕了几句,张干事面有难色,但还是点了点头。于是高子超便宣布:
“今天就到这里,吴政委身体不好,该休息了,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送!”
在掌声中,吴政委一边擦着泪,一边在张干事的搀扶下蹒跚地走了出去。离门不远的迟丽中听见吴政委走到门口时嘟囔着说:
“我早知道他们不会听!鬼迷心窍啊!”
高子超让大家先不要散,把吴政委送到总部门口,又返回来郑重宣布:
“今天会见的内容,就限制在这个范围之内,任何人不许传出去。在座的都是路线觉悟很高的同志,相信都能有分析、有批判地对待吴政委的讲话。会见之前,魏4号跟我们核心组打过招呼。吴政委目前正在养病,没有工作,有些情况不很了解,有些文件没有看到,他要来讲讲话,不好不让他来,他讲了,咱们听了,就完了。一句话,咱们还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最后一句,他讲得很有点高屋建瓴的气势,但也没能把迟丽中的印象完全抹去。她觉得吴政委的话很新鲜,虽然很难完全接受,但又让人不能不想一想。她深深感到吴政委来讲这番话,很带着一股“拼老命”的味道,该不是随便讲讲的。她也隐隐觉得,这些话似乎与项光的想法有某种相通之处。虽说高子超讲过不许外传,但她觉得这并不是组织机密,无非是怕别人“中毒”。她很想把吴政委的话告诉项光,听听项光有什么看法。
“一定得抽时间去看看他”她对自己说。可是却没有很快付诸实行。当然,总是有这样那样的事,有这个那个学校的人来找,虽说没什么特别要紧的,却又觉得自己就是做这些工作的,放下不管去办私事总不大好。然而,渐渐地,她也意识到实际上存在着一种障碍——既是心理上的障碍,也是很实际的障碍,她害怕“暴露”。当初相约不要过多见面时,她觉得那很自然,没有深想,只想到为了不惹麻烦,只能这样。现在她开始明白了,这其实是件很重要、很严峻的事。他们必须非常谨慎地保住这个秘密,绝对马虎不得。她不能贸然地跑去看他,得有把握不暴露才行。这就不能光取决于她工作上脱得开身了。
“我得想办法安排一下。”她想。
这天晚上,她出乎意外地受到了父亲的责备。老迟头很生硬地问:“你怎么不去看看项光?”
“我怎么不想去?可总没合适的时间。”
“你觉得我多余提这个醒?”父亲的口气更生硬了,也含着更多的深意。女儿红着脸垂下头,认错地说:
“爸,我明天就去。”
真的,与其拖而不决,不如明天就去。躺在床上,她最后下了决心:明天一早就去。实际上她已经觉得没法做出什么“安排”了。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小吕。查号码簿给医院去过电话,一听是找项光,对方说了句很奇怪的话,她楞了一下,对方说“这儿没有项光“,就挂断了,她这才明白过来,找项光得对暗号。她也到动态部去打听过,问到那所医院附近的一个中学怎么走更安全,动态部的人告诉她,半个月以前还问题不大,现在去那里怎么走都不安全,都得经过一些归属尚不明朗的地段,说不准在哪儿就会碰上一道关卡,而且往往搞不清关卡是哪派的。总之是种种尝试都叫人泄气。或许还得感谢爸爸推了这一把,让她下了决心,只要随机应变,还能怎么样?万不得已时退回来就是了,何至于轻易就暴露?
爸爸是对的,她想。那天从医院回来,老迟头表了个很有分寸的态:“我不反对你跟项光来往,可也不想现在就祝福你们。你们接触不多,恐怕彼此还不能说很了解。项光这人可能不坏,不浅薄,可是你们两个在一起究竟能不能合得来,我看先不要急于做结论。”这个态度虽说显得过于理智,但迟丽中愿意承认,做父亲的正应该这样。项光确实是个有深度的人,了解他并不容易。
窗外响起了枪声。夜间响枪是常事……
我明天一早就去看他,她想,而且一定要安排一个办法,使我们见面不要过多,但也不能太少。我要很好地了解他,也让他更好地了解我。
不对,今夜的枪怎么打得这样紧?不仅枪声密集,而且从许多方向都传来了激烈的枪声。迟丽中突然想起,今天四楼显得似乎比往日更加紧张和繁忙。难道……难道是那场酝酿多日的大行动开始了?
“联司”核心组的分裂日益严重。应文礼的死和项光受伤住院,使得这个本来就常常不一致的集体,失去了重要的制约和折中的因素,派中有派的格局便日益明朗化了。首先是在阎绍和罗北亢的周围,各自聚集了一伙人,形成两个明显的小派别。还有几个人,没有确定的首领,却经常不经姬焕丞的同意就打出他的旗号,而阎、罗两派也就称他们为姬派,有时还称之为“嫡系派”,以牵制姬焕丞。还有几个人自称置身小派别之外,而客观上却形成了一个派外之派,往往成为各派拉拢、联合的对象,自有一种微妙的重要性。赵反的情况更奇特;他本来是个孤家寡人,经常自行其是,最近却被骆彤珍擦上了。这员女将拉了两个人,公然宣布“我们听赵反的”,当赵反忙于他的作战部署时,她经常以代表赵反的口气与阎绍、罗北亢等人抗衡。在这种四分五裂的情况下,核心组难得开一次会,开会也从未形成过任何能付诸实施的决议。而各个小派别的人却经常凑在一起,议论如何对付别的派别,或在某一件事情上联合这个派别对付那个派别。相比之下,他们已很少谈起“红旗”派的事。目前与“红旗”派已没什么嘴架笔架可打,只剩下刀对刀枪对枪,而这方面的事自有赵反去应付。倒不是他们不想插手武斗的事,而是赵反不许他们插手。赵反对于核心组的分裂极为不满,认为这些搞分裂的人私心太重,不可信任,所以遇事总是独断专行,顶多和姬焕丞商量一下。骆彤珍也大讲军事行动就需要集中指挥,不能分权,还到处宣传:‘赵反说过不止十次了,哪个爪子敢伸到我的圈里来,赵某人决不给他留下一个指头!”
对于这一切,姬焕丞由无计可施而渐渐变得心灰意懒。表面上他还勉力支撑着,一面在几个小派别之间敷衍调和,以免公开分裂,一面抓些日常工作,使总部的各个事务部门保持运转,而内心里却已打定主意,等到不久后核心组改选时,他将坚决引退,问工厂当他的保全工去!
改选是罗北亢首先倡议的,虽然还没正式研究过,但核心组的人多数成员都分别在各种场合表示过赞同或“可以考虑”。显然,各派别都指望通过改选获得更有利的地位。围绕这一目标而展开的各种活动早已在悄悄进行。
与核心组这种把主要精力用在内部斗争的情形正相反,总部情报部始终保持着良好的能力和效率。这儿有一批精明强悍而又富于忘我精神的人。他们虽说都缺乏深刻的思想和远大的目光,但对于自己所从事的这份神秘而危险的工作很上瘾。尽管缺乏严密的整体组织,也缺乏真正的情报分析人才,但他们不辞劳苦、不避凶险、一点一滴地探听、收集着种种有用或没用的情报,使赵反对于“红旗”派的部署、计划、人力、武器等等情况,始终保持着大致不错的了解。
三天前,他们又得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情报:“红旗”派在一个秘密地点贮存着一批武器,虽然还没有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