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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队中辞职’这样的词语，她是否完全信任你，她是否征求过你的建议？”
很显然，穆尔上校因为辛西娅的语调又生气了，还因为这一特别问题给搞得很不自在，这个问题可能触到了他所害怕的什么事情。他一定认定我们不可能掌握足以击败他的证据，所以他说：“我已经把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你们。她从未对我讲过她的打算，也从未征求过我的建议。我告诉你们，作为她的治疗医生，我尽量少提问题，只是在她要我出主意的时候我才说话。”
辛西娅回答说：“我不相信同一个认识了6年的女人在一起的男人有那么强的自制力。”
“因为你不懂得治疗，森希尔女士。关于安的事业、工作，我当然提过建议，甚至还提过关于住处、度假等个人问题的建议。但是关于她家庭的问题只在治疗期间谈论过──这些都是分开讨论的，从没同工作和演讲时间混在一起。我们绝对理解这一点并且从未背离过它。比方说，医生不喜欢他的病人在高尔夫球场上请他诊断，律师也不乐意在酒吧里搞法律咨询。精神健康的工作者也不例外。”
辛西娅说：“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上校。我知道你已经想过这些问题。我猜测，死者从没有机会安排一个正式的时间同你谈这个最后通牒和最后期限的问题，对吧？”
“对，没有。”
“所以，这些年以来，这件令人头痛、悲伤和愤怒的事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却因你们中的一个人或者你们俩都太忙而没有谈及。”
“是安·坎贝尔不同我谈。不过，我们决定在她同她父亲谈过后再谈。实际上，我们打算昨天下午谈。”
辛西娅说：“我不相信你的话，上校。我想将军的最后通牒同她所发生的事之间有联系，而你知道这种联系是什么。”
穆尔上校站了起来。“我不是个说谎者。”
辛西娅也站了起来。他们都盯着对方。辛西娅说：“我们已经知道你是个说谎者。”
这是真的。我们知道在第6步枪射击场，穆尔同安·坎贝尔在一起。我认为穆尔现在已意识到我们了解了这一点。现在我们已无法逃脱攻击一个上校的罪责了。不过我们现在已经越过门槛半步，这已经够远的了。我也站了起来。“谢谢你给我们时间交谈，上校。不要在肯特面前抱怨我们，一次全面的抱怨至少可以维持一星期左右。”我又说：“我在你门口派了一个宪兵站岗，长官。如果你试图粉碎任何文件或者将任何东西从这儿带出去，你将会被监禁在基地。”
这爱伙现在颤抖起来，但我说不出他是因为害怕还是愤怒，这我并不感兴趣。他说：“我将正式指控你们俩。”
“如果我是你，我绝不会这样做。我们是你最大的也是最后的免于上绞索的──或者免于被枪毙的希望。我得去查一下有关规定。我没有办过很多这样的案子，所以不知道他们对杀人犯是施绞刑还是枪毙。但不管怎样，不要朝我发火。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祝你愉快，上校。”
我们走了，留下他一个人站在那儿，仔细考虑着他的选择，当然不包括对我发火。
第二十三章
辛西娅把车停在宪兵司令部的停车场，离我的追光牌汽车还有一段距离。当我们走向宪兵大楼的时候，我们看见3辆新闻采访车和一群记者站在大楼外面。他们看见我们走过来，便像一群蝗虫一样向我们扑过来，一定是我们的形象符合某人对侦探的描述。正像我说的，哈德雷堡是个开放的基地，所以你不能拒绝那些纳税公民进来，在正常情况下，你也不想拒绝，但今天我不需要采访。
第一个记者来到我们面前。他是个穿着讲究的年轻人，头发紧贴在头皮上。他手里拿着麦克风，他周围黑压压的人们都拿着笔和纸。
我看到摄像机对准了我们。那个头发贴着头皮的人问我：“你是布伦纳准尉吗？”然后把麦克风放到我的鼻子下面。
“不，先生，”我回答，“我是到这儿来修可口可乐机的。”我们继续走着，不过在我们继续向正门走去的时候，这些人像一个巨大的云团一直包裹着我们。问题仍不断地从这个云团里抛出来，一直到我们最后走上宪兵大楼的台阶，那儿有两个持M…16步枪的高大的宪兵在站岗。我爬上台阶，转向这些不能再往前走的记者，说：“早上好。”
记者群静了下来。现在我看见3台电视摄像机和大约12架照相机在不停地拍照。我说：“安·坎贝尔上尉的死亡调查还在进行中。我们有几条线索，但没有嫌疑犯。不过哈德雷堡所有的有关部门，军队犯罪调查处，还有地方警察都联合起来了，我们正为此案密切合作。
不久的将来我们将计划开一次新闻发布会。”这些都是骗他们的。
轰然一声！问题像狂潮决了堤一样涌了出来。我只能听清几个问题：“她不也是被强奸的吗？”“发现她时她是赤裸着被捆着吗？”
“她是被勒死的吗？”“你认为是谁干的？”“这是这儿一周之内的第二起强奸案吗？”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你盘问过她的男朋友，警察局长的儿子吗？”等等等等。
我回答说：“你们所有的问题都会在新闻发布会上得到答复。”
辛西娅和我走进大楼，迎面碰上肯特上校，他一副很不高兴，而且十分焦虑的样子。他说：“我无法让他们离开。”
“是的，你无法做到。这正是这个国家令我喜爱之处。”
“我不喜欢这样。”他问我：“有新进展吗？”
“我们同福勒上校和穆尔上校谈过。我想让你往穆尔上校的办公室尽快派两个宪兵去，看着他。他不能使用碎纸机毁掉文件，也不能将任何东西带出他的办公室。”
“好吧，我会去办的。”他问：“你要逮捕穆尔吗？”
我回答说：“我们还想从他那里得到对死者的心理剖析。”
“谁在乎什么心理剖析？”
“嗯，”我说，“森希尔女士和我。”
“为什么？这与穆尔上校有什么关系？”
“嗯，我了解得越多，就越发现穆尔上校杀死他下属的动机很小。换句话说，我知道其他人可能有更强烈的动机。”
肯特看上去很恼怒，他说：“保罗，我明白你们的调查到了关键时刻，其他人也会这样做。但是如果错过了这一刻，现在放过了穆尔，以后证明了他是杀人犯而被联邦调查局逮捕了，那么你们就显得太笨了。”
“我明白，比尔。但如果我逮捕了他而他不是杀人犯，那可比笨还要糟糕。”
我转过身，沿着大厅朝我们的办公室走去。辛西娅跟上来，但肯特没有跟来。
我们的办公室里放着一堆白色的电话留言条，一捆法医和验尸官的报告，还有其他一些标着“读后签名”的内部备忘录，其中一半与我无关。
我坐下来打开安·坎贝尔的医疗档案。她在军队期间的病历非常薄，这使我相信她是找地方医生看病的。不过，里面有一份妇科医生的报告，日期是她进西点的体检时间。一个医生写道：“H．完好无损。”我把它拿给辛西娅看，问她：“这是不是说处女膜完好无损？”
“是的，完整，没有破裂。不过，这不是处女的绝对证据，也许只是没损伤到处女膜罢了。”
“那么我们可以排除在她儿童时代她父亲强奸过她的可能性了。”
“嗯，可以。但我们不能排除其他形式的性虐待。”她又说，“不过穆尔上校说的好像与事实沾点儿边。不论她父亲对她干了什么，他是在她进西点的第二年干的。我怀疑他是否能强奸她20岁的女儿……但有趣的是她进西点的时候很可能还是一个处女。那里面还有其他妇科医生的报告吗？”
我翻了翻，但没有找到。我说：“很奇怪，它们不见了。我认为只要可能，她都是请私人医生看病的。”
“是的。不用费大劲你就能找到一个妇科医生。”她想了一会儿，然后说：“为什么我觉得不论她在西点发生了什么事，都和性行为有关呢？”
“因为这很符合情理，与某种以牙还牙的行为有关。”
“我们知道这事与她父亲有关……也许他强迫她跟某个高级军官，或者可能……”
“对。我们接近实质了。不过，还是让我们多了解一些之后再说。”我把医疗档案给了辛西娅说，“看看档案后边一部分的精神病医生的报告。”
贝克走进来了。我把她介绍给辛西娅，但她们已经见过面了。我问贝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