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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和加泰隆尼亚口音之间随意转换，就像一位高明的演员，上一秒说克立郡爱尔兰西南部一郡。话，下一秒发新泽西音。
拉乌尔说：“想一想。什么时候开始的？她什么时候打你电话的？”
从他完美的英语发音中，我听出了一点巴塞罗那口音，也听出了一丝担忧。我想应该是因为听出了担忧才听出巴塞罗那口音的吧。手机的来电记录显示，从黛安娜在赌场打给我电话到现在，不多不少，正好四十七分钟。
“四十五分钟前，”我告诉拉乌尔。
“也就是说和她失去联系还不到一小时？”
“没错。”
“那不是什么大事。”
其实先前，我一直在这样自我安慰。但我清楚地记得，汉娜·格兰特死后，当贾里斯·斯洛克姆把黛安娜扣押在警车的后座时，拉乌尔是那么怒不可遏，怎么也不能放下心来。我知道他现在正努力保持平静，想说服自己眼前这事没什么大不了的，但这最终对他也没什么好处。眼下黛安娜已经四十七分钟没消息了，总得有个说法啊。
如果我告诉拉乌尔我所知道的事，我想他也会同意我的观点的。
“拉乌尔？你知道黛安娜为什么去拉斯韦加斯吗？”
他顿了顿，在想我问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是否别有用意，然后回答说：“她喜欢那儿，上个月没去成，那时……你知道的。”
“你知道她为什么现在去吗？”
还是同样的问题。要是再省掉几个字的话，就成了有关突发事件的问题——为什么偏偏是现在？
拉乌尔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之一。我几乎可以听到他脑子里的齿轮正在运转，努力思索我的问题究竟有何用意，我究竟想把他往哪儿引。
“她告诉我有个病人的母亲在那儿。在拉斯韦加斯。她想和那人谈个病例。这只是借口，其实她想玩骰子。山上赌场的赌注一把最多也就五美元。玩小的她提不起劲。”
“拉乌尔，她要找的人不是她病人的母亲。”
“我不明白。”
“就是母亲住在拉斯韦加斯的那个病人，不是黛安娜的病人；是汉娜·格兰特的。”
我可以听到他的呼吸气流重重地喷到手机话筒上的声音。“这些你都知道？你知道她去拉斯韦加斯就是为这个？”
这是在责备我。他分明是在说“那你还让她去？”我感觉他用手指指着我，指着我的五脏六腑。我没法拦住黛安娜不让她去拉斯韦加斯，就像我没法不让1月比7月冷。但拉乌尔不理解这些，现在不会，以后也不会。
“黛安娜告诉我她打算去拉斯韦加斯找这个女人谈谈。我以为她只是在刺激我。你了解她的脾气。我没想到她真的会去。”
“黛安娜做事总会出人意料。她就是这样的。”
又一次谴责。一语中的。“要是我当时认真听她说就好了。对不起。”
拉乌尔没空计较我的过失。“黛安娜以前跟这个人，这位母亲，谈过吗？”他问。
我回想了一下和黛安娜最后一次对话的细节，然后才回答。“通电话时，黛安娜说她查到了那人的下落。但我不清楚她们到底有没有谈过。她走到外面应该就是想告诉我这件事。她说这事很重要。”
“艾伦，你知道这个病人的来历，对吗？”
我一时冲动，想隐瞒。但出于诚信，我没有这么做，而是简单地说“是的”。
“你也知道病人的母亲是谁？”
“是的。”
“告诉我。”
“你知道这一行的规矩。”
拉乌尔娶了个心理诊疗师。心理健康专家的配偶都知道这一行的规矩。拉乌尔答道：“我们说的是黛安娜。你比我更清楚规矩是怎样的。”
“拉乌尔——”
我想让他就此打住，把注意力先放回眼前这件要紧事上。于是我说，“我连她住哪儿都不知道。你去拉斯韦加斯会住哪儿呢？”
他深吸了口气。“没必要的话，我不会去拉斯韦加斯的。但如果去的话，我会选择贝拉吉奥酒店，因为那儿的建筑和景观都是模仿意大利的。那儿的喷泉……很不错。黛安娜会住在威尼斯酒店，”和我想的一样。“她喜欢河流。我带她去威尼斯，去圣彼得堡，去阿姆斯特丹；而她最喜欢的却是拉斯韦加斯一些无聊赌场里的沟沟渠渠。”
“我打到她房间试试，过会儿再打给你。”
“你打过她的手机了吗？”他问。
“打过好几次了。”
“妈的。”听得出，这不是加泰隆尼亚语，拉乌尔又讲起了法语。在我认识的人中，这个男人骂人的语言种类是最多的。但他从不用英语骂人。至少不会当着我的面。
“也许她什么事儿也没有。”这话连我自己都不信。我这么说只是因为这种时候人们都这么说。
拉乌尔还没挂电话。我又从劳伦包里拿出她的手机，输了黛安娜的手机号码。响了三下后，有人接了。
是个女人的声音，但不是黛安娜，“喂？哪位？”
我几乎同时冲着两部电话在喊，“等一下，拉乌尔。有人接她的手机。”
“接着说，”他说。“接着说！此处说的是加泰隆尼亚语。”
黛安娜的手机那头有人说话了，“鲁尔是谁？”
这女人轻快的语调触动了我某根诊疗方面的神经。我本能地又回到心理诊疗师的角色，说得更确切些，是精神疾病急诊室里的诊疗师。我的声音平静下来，耳朵变得对未知事物极其敏感。从心理上来讲，我已经全身警备，随时准备全方位出击。
“我是格兰戈里医生，想找黛安娜·埃斯特维茨。您接了她的电话。”
“哦，她不在家。”那女人大笑。“没人在家。就这样，不是吗？不在家？这是我到过的离家最远的地方。没错。”
我原想可能是自己拨错了黛安娜的手机号，也可能是自己被电话串线给弄糊涂了。但当我听到吃角子老虎机发出熟悉的疯狂汽笛风琴声时，我知道这绝对不是简单的拨错号码。这女人正在拉斯韦加斯的赌场里，手里拿着黛安娜的手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您手里的手机是我一位朋友的。您介意我问您是怎么拿到的吗？是捡到的吗？”
“医生？是个医生的？鲁尔？鲁尔医生的？”
“是的。”由她去了，我也懒得向她解释谁是鲁尔，谁是拉乌尔。
“哦，”她说。“我猜他出去打高尔夫球了。”又一阵大笑。她咯咯的笑声又尖又响，就像一只热带鸟在痛苦地嘶叫。要是你在电影院里看一部还不错的喜剧，你准不愿意坐她旁边。
“挺逗的。”我话语中尽量让她能听出来——无
论她做什么我都觉得很做作。“不过我是说真的。您到底是在哪儿找到我朋友手机的？这很重要的。她……向您道谢时，一定想知道的。”
“我在玩吃角子老虎机。两台机子——我总玩两台。我坐下来的时候，手机就在左边那台机子放东西的凹槽里。还是右边那台？我常把左、右弄混，特别是在我喝酒时。我一直喝到现在了。你这家伙是谁？”
我亮出了医生的招牌。“我是格兰戈里医生。”
“你也在外面玩高尔夫吗？”又一阵大笑。我只好把话筒从耳边移开六英寸远，这样笑声会没那么刺耳。
黛安娜出赌场时把手机弄丢了。这样一切都可以解释了：为什么她出赌场后没按约定打给我；为什么我一次次打过去她都不接。
一切都很简单。“你在威尼斯酒店的赌场？”
“你想下注吗？”她大笑。“要不……我想下注。我想我已经在下注了。”
“怎么称呼您？”
“米歇尔。听说过沃鲁班卡伏特加吗？”
“是一种鸡尾酒，对吗？”我告诉自己要耐心点，要引她到正题上来，而不是套死她。
“说得——好，这儿没人知道该怎么调。没一个人知道。我叫了一杯沃鲁班卡伏特加，他们却总给我龙舌兰日出鸡尾酒。你能想像到吗？我不喜欢红的那种，我喜欢黄的。用高脚玻璃杯盛的。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你喝了几杯？”
“三杯……不——不，四杯，”她顿了顿。“不算这杯是四杯。哦，这杯也快光了。你知道要在吃角子老虎机上赢钱有多难吗？真的很难。即使你把赌注下到最大，就像我有时那样，我是说真的，我真的会那么做，就像……可
就算你赢了也是拿……呃，角子。这公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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