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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分，但大厅正面墙壁上的电子钟已指着８点１０分。他一阵紧张，甚至怀疑要乘坐的那辆车已经开走。他提着破旧的帆布旅行包，排在一个提着黑色皮革包、神色冷漠的男人后边。他悄悄地打量了一下排队的人，感到这些面孔都似曾相识，但却叫不出一个名字。人们似乎都在打量他，用惊讶的、好奇的目光。一时间他手足无措，既想认出一个熟识的乡亲、又怕被人认出的矛盾心情使他手心发粘。他结结巴巴地问前边那个人：“同志……这车是开往大栏去的？”那人用劳改队管教干部那样的目光，把他从头至脚看了一遍，看得他像炒锅里的蚂蚁一样局促不安。不但在别人的眼里，他想，就是在自己的眼里，上官金童也像羊群里的骆驼一样，是个十足的怪物。昨天晚上，在脏乱的厕所里，面对着墙上一块水银漶漫的镜子，他看到了自己笨重的大头。头上是说红不红、说黄不黄的卷曲的乱毛，而且，两个额角已经秃了进去。蛤蟆皮一样疙里疙瘩的脸上，刻满了皱纹，大鼻子通红，像刚被揪过一样，褐色的络腮胡子，环绕着两片肿胀的嘴唇。在那人挑剔的目光下他自惭形秽，手心里的汗已经濡湿了手指。那人对着高挑在检票口上方写着几个红漆仿宋体字的铁牌子噘了噘嘴，等于回答了他的询问。
一辆四轮小车，被一个穿着胸前黑了一大片的白色工作服的胖女人推了过来。她用尖细的、像童声期小女孩一样的嗓门喊叫着：“包子，包子，韭菜猪肉热包子，刚出锅的韭菜猪肉热包子！”她气色很好，红扑扑的脸上泛着油光，头发烫成了无数个小卷，像他放牧过的澳洲良种绵羊肥耷耷的尾巴。她的手背像刚出炉的小面包，手指像刚从烤箱里拿出来的小香肠。“多少钱一斤？”一个穿夹克衫的小伙子问道。“不论斤，论个。”“多少钱一个？”“两毛五一个。”“给十个。”女人掀开大部变成黑色的白色盖被，从车旁悬挂的袋子里抽出一块预先裁好的旧报纸，用铁夹子夹了十个包子放上去。小伙子手忙脚乱地从一大把大面额的钞票中寻找零钱。所有的目光都盯在了小伙子手上。
“高密东北乡的农民，这二年可真是发了！”那个腋下夹着皮革包的男人，用酸溜溜的口气说。穿夹克衫的小伙子，大口吞咽着包子，呜呜噜噜地说：“老黄，眼馋了吗？眼馋就回去摔了您的铁饭碗，跟着我去贩鱼。”夹皮革包的男人说：“钱是什么？钱是下山的猛虎，我怕被它咬着！”夹克衫嘲讽道：“算了吧，老黄，狗咬人，猫咬人，兔子急了也咬人，可俺没听说过钱咬人。”皮包男人说：“你，太年轻了，跟你说不明白。”夹克衫说：“老黄老黄，不要倚老卖老，也不要打肿脸充胖子，倒了架子就得沾肉，允许农民跑买卖发财，这可是你们那个镇长当众宣读的红头文件。”皮包男人说：“小伙子，别猖狂，共产党不会忘了自己的历史，你小心着点吧！”夹克衫说：“小心什么？”皮包男人一字一顿地说：“二次土改！”夹克衫怔了怔，说：“改去吧，老子挣了钱就吃喝玩乐，叫你们鸟毛也改不着一根，你以为我还会像我爷爷那样傻？拼死拼活挣几个钱，恨不得嘴巴不吃腚眼不屙，攒够了，买了几十亩荒滩薄地，土改时，嘭，划成了地主，被你们拉到桥头上，一枪崩成个血葫芦。我可不是我爷爷，咱，不攒钱，吃，等你们二次土改时，也是响当当的贫农。”皮包男人说：“金柱子，你爹摘了地主帽才几天？你就
抖起来了！”夹克衫说：“黄脸，你是癞蛤蟆挡车——不自量力，回家上吊去吧！国家政策，你挡得住嘛？我看你挡不住。”
这时，一个穿着破棉袄、腰里捆着一根红色电线的叫花子，端着一个破瓷碗——瓷碗里盛着十几个硬币和几张肮脏的毛票——抖抖索索地把碗伸到皮包男人面前，说：“大哥，给几个吧，给几个吧……买个包子吃……”皮包男人一撤身，恼怒地说：“走开，老子还没吃早饭呢！”叫花子看了一眼上官金童，目光里流露出鄙视，转身到别人面前乞讨去了。他的心沉到悲伤的绝底。上官金童，连叫花子都避你啦！叫花子向夹克衫小伙乞讨，还是那几句话：“大哥，可怜可怜，给几个子儿，买个包子吃……”夹克衫说：“你家是什么成份？”叫花子一愣，说：“贫农，祖宗八代都是贫农……”夹克衫笑着说：“老子专门救济贫农！”他把两个吃剩的包子，连同那块被猪油洇透的破报纸，扔在叫花子的瓷碗里。叫花子抓起包子，塞到嘴里，那块破报纸，粘在他的下巴上。
大厅里骚乱起来，十几个穿蓝制服戴大檐帽的检票员，拿着夹子，从休息间里走出来。他们都是一脸的厌烦，目光冷酷，好像对乘客充满仇恨。人群跟随着他们，拥向检票口。一个提电喇叭的人，站在过道里，大声吼着：“排队，排队。不排队不检票！各位检票员请注意，不排队不检票。”但人们依然在检票口挤成一个蛋。小孩子被挤哭了。一个抱着男孩、背着女孩、拎着两只大公鸡的黑脸女人，大声地骂着一个挤了她的男人，但那男人不理睬，双手把一个盛着电灯泡的纸箱举过头顶，身体扭动着，想挤到前边去。黑脸女人对准他的屁股踢了一脚，那男人连头都没回。
上官金童迷迷糊糊地就被挤到了圈外，原先他身后已有几十个人，但现在他变成最后一个。他心中泛起一点残存的血性，拎起包，往里挤了几下，但他的胸膛立即就被一个坚硬的胳膊肘撞中，痛得他眼冒金花，呻吟着蹲在地上。
广播员一遍遍地吆喝着：“排队，排队，不排队不检票。”负责大栏镇班车检票口的检票员、一个牙齿参差不齐的姑娘，用纸板和检票钳子开着路，从票口那里挤出来。她的大檐帽被挤歪了，塞在帽子里的黑发披散出来。她恼恨地跺着脚，喊道：“挤吧，挤吧，挤死两个才好。”
检票员气哄哄地回到休息室里去了。而此时，电子钟的大小指针已重叠在９的黑道上。
人们往前拥挤的热情随着检票员的罢工而陡然冷落下来。上官金童站在圈外，心里竟产生了一种幸灾乐祸的愉快感觉。他对那愤然离去的检票员满怀好感，并感到自己是一个被她保护了的弱者。
在别的检票口那儿，通向车场的窄门已经打开，乘客拥拥挤挤地沿着铁栏杆规定出来的狭窄通道向前涌动，好像被堤坝拦截在河道里不驯服的水。
来了一个身材匀称、个头中等、穿着漂亮的年轻人，他手里提着一只鸟笼，笼中盛着一对罕见的白鹦鹉。这个年轻人脸上那两只黑得发亮的眼睛引起了上官金童的注意，尤其是那笼中的白鹦鹉，更使他想起了几十年前从蛟龙河农场初回家院时，那些鹦鹉围着鸟儿韩和上官来弟的儿子上下翻飞的情景。难道真的是他？上官金童偷偷地、继续看着他，从他的脸上渐渐显出了来弟疯狂的冷静和鸟儿韩天真的坚毅。上官金童心里充满惊异，随即便是感叹，他长得这么大了呀，那吊篮里的黑小子一转眼间便长成了一个小伙子。接着他又一次想起了自己的年龄，他浸泡在迟暮的感觉里，那怅惘的、伟大的空旷感无限地展开了。他觉得自己就像一株在碱土荒原上枯萎了的茅草，悄悄地生，悄悄地长，现在正在悄悄地死去。
手提鹦鹉的小伙子走到检票口附近看了看，人群中许多人与他打招呼。他傲慢地答应着，抬腕看了看那块造型奇特的手表。“鹦鹉韩，鹦鹉韩，你路子广，会说话，去把那位姑奶奶请出来吧！”人群中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说。鹦鹉韩道：“我不来，她不敢检票。”“吹牛，叫出来她我们才服你！”“你们，谁也别他妈的挤，都给我排好队，挤什么？抢孝帽子是不是？排队，排！”他咋咋呼呼地、半真半假地骂着，把人的疙瘩抻直拉长，队伍一直延伸到躺椅那边。他说：“谁要再往前挤，破坏秩序，我就把谁的娘——明白吗？”他用手指做了一个淫秽的动作，说，“其实，早上晚上都要上，上不去的坐在车顶行李架上，空气新鲜，眼界开阔。我就愿坐车顶。等着，我去把那个娘门弄出来！”
他果然把检票员请了出来。检票员嘟噜着脸，一副余恨未消的样子。鹦鹉韩在她耳边，甜言蜜语着：“干姨，干姨，您怎么能跟他们一般见识呢？这都是些社会渣滓，刁民泼妇下三滥，歪瓜斜枣烂酸梨，死猫烂狗臭虾酱。跟他们斗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