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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越来越多疑，越来越谨慎。是的，是谨慎。谨慎不是胆小。但我的谨慎里已经藏着胆小。这个房间比刚才的房间好多了，听说隔壁还专门安排有两名保卫干事。我喜欢这种感觉。安全的感觉。看来，书记同志不像我事先听说的，“是个世事不谙的数学人”。
高个子，大块头，堂堂的相貌，穿着笔挺的中山装，说话声音洪亮，举止气度不凡，这就是王书记。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大厅里看见他，而没有想到他就是王书记的原因，他给我印象更像个秘书，或商界人士。他甚至连副眼镜都没戴，和我想象中的一个科研机构的领导人完全不是一回事。但很快我又发现，他身上有种科研工作者特有的精细和固执，比如我们谈话开始和结束时，他都在下意识地看手表，表明他有强烈的时间观念。对我提出的要求，总是不轻意表态，要深思熟虑后才作答。在谈话之前，他甚至要求看一下我的证件，以证明我就是特别单位701来的钱之江。看了证件，还是不放心，还要这个那个的盘问我。
他说：“恕我直言，我接到的通知上说，你应该乘一辆吉普车来的。”
我说：“通知上应该还说起，这辆车的车牌号为××××××。”
他说：“是的，可你为什么没乘车来？”
我说：“车子在路上抛锚了。”
其实，我是为隐蔽起见故意不乘车的。不过，他对我的说法似乎有疑虑，却又不知怎么来责疑我，只是沉默着。为取得他充分信任，我索性给下午通知他我要来的上级领导同志拨通了电话。其实，下午领导给他挂电话时，我就在旁边。我把电话递给他，让他来接。他听着领导的电话，笑逐颜开起来。放下电话，他上来紧紧握住了我手，说失敬失敬。说着，客气地拉我到沙发上坐下，还给我敬烟、泡茶。我坐下后，开门见山告诉他：我是来向他要人的。他问我要什么样的人。我想了想，一边打开挎包，一边对他说：
“还是你自己看吧。”
我从挎包里，先是抽出一只八开大的牛皮信封，然后又掏出一只小瓶子——像一只（钢笔）墨水瓶，然后又摸出一支小毛笔，一一都放在茶几上。接着，我又从信封里抽出一沓文件，从一沓文件里又翻出一页零散的纸——它夹杂在几份文件里，像一页多出来的废纸。我过分在乎地端详了一会，然后将它铺开放在茶几上，给他看。
我带点儿幽默口吻的对他说：“看见了没有，我想要什么人，都写在上面呢。”
“这分明是一张白纸，我什么也没看到。”终于，他忍不住地疑问我。
确实，这是一页白纸，只是比一般白纸看起来要异样一点，好像要厚一些，又好像被浆洗过似的，纸面上显得有些粗糙。
我说：“你别急，你该知道的都写在上面。”说着，我拧开瓶子，拿起毛笔，往里面蘸了水，开始在白纸上作业起来。但不是写，而是涂刷。轻轻地涂刷，很小心地，像作画似的。说是涂刷，纸上却并不显现任何色泽，倒似乎有一缕白烟泛起，与此同时，还有一种轻微的哧哧声，好像那页纸是火烫的，水落上去，就马上被散发掉了。
纸上就慢慢显得字迹来，一笔一划，一撇一捺，像有只无形的手在写，笔划先后次序是乱的，但字是完整的，第一个字是“兹”。接着又一个，接着又一个，就这样，一个个字，像幽灵鬼符一样冒出来……
03
这是一份经过隐形处理过的文书。
为什么要作隐形处理，当然是为了保密和安全。这样，即使我在路上有个长短，比如被特务劫持，或者不慎丢失文件什么的，别人得了文件，也不至于马上暴露我秘密的身份和此行绝密的重要任务。我的任务是来这里——我国数学科学的第一阵地——寻求一位为我们701去破译“乌字一号密码”的高级人材。
乌字一号密码，是当时苏联外交部使用的密码。破译他国非军事密码，本身就是一个阴谋，一桩阴暗的非法勾当，虽然天知地知，你知他知——彼此都心知肚明，但绝不能形成证据，让人家抓住把柄后，有证有据地控诉你。这感觉类似于一对偷情男女，他们隐秘的关系或许尽人皆知，但在没有确凿的把柄之前，谁都不能正当地奈何他们。所以，当事者对自己的行为，总是格外怕留下人证物证。何况，当时我们跟苏联的关系，虽然很紧张，甚至实际上已经敌对，但毕竟还没有撕破脸皮，没有公开交恶。这种情况下，我们试图破译他们政府的行政密码（非军事密码），哪怕只是一个想法，一旦败露出去，对我们必然会造成各方面都极为不利的局面，影响我们在国际事务上的主动和声誉，或许还会成为他们发动战争的借口。说到底，这事情绝不能败露，说得难听一点，即使要败露，也不能败露在我手上，否则我这辈子就完蛋了。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和担心，我在出来前，专门慎重地请有关技术人员做了高级隐形处理。
隐形粉在双氧水的化学作用下，会化成白烟消失，如同雪在阳光下会消融一样。伪装褪去，我的秘密的任务成了白纸黑字，醒目而庄严地看着书记同志，看得书记神情陡然变得庄重十分。完了，他问我要多少人。我伸出一个指头：
“就一个。”
“就一个？那么……”他疑惑地问我，“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首先，”我说，“必须是一个在数学科研活动中有突出建树的专家。”
他掏出笔来记录，一边喃喃着：“必须是个数学家，这是一。”
“那么二，”我接着他话说，“必须懂俄文，最好是在那边留过学的。”
“要懂俄文，最好留过学……”
“三，政治上要绝对可靠。”
“这是三，四呢？”
“年龄不要太大，最好是中青年，单身汉更好。”
“这是四，五呢？”
“没有了。”我说。
他问：“就这些？”
我说：“就这些。”
他说：“总共四条，只要一个人。”
我说：“是的，但我希望你能多提供一些候选人。”
他问：“大致要多少？”
我说：“难道你有很多吗？”
他说：“十几个还是有的。”
我说：“那让我都见见他们吧。”
他问：“什么时候？”
我说：“尽快。”
他说：“最快也要明天了。”
我说：“你就按最快去落实吧。”
也许是我过于严肃了，也许是他过于紧张了，我们的谈话充满公事公办的味道，没有废话，没有幽默，没有轻松，没有客套，以致他走的时候，我们连个再见都没有道。
04
第二天早上，我吃完早饭，从楼下餐厅上来，看到隔壁保安的房间里走出来两个人，一个是王书记，另一个没见过的。书记同志给我们作过介绍，我知道他就是来应试的，是个数理博士，去年才从苏联回来。他是我接触的第一个候选人。然后，陆续有人出入我房间，到第二天下午，我已与12人（其中两名女性）进行了晤面。这些人中，只有三位同志在我房间逗留的时间超过五分钟。就是说，来人中多数人在我房间停留的时间是短暂的，比如刚才那位留苏博士，事后书记说，他以为这是最可能被我选中的，所以安排他第一个来，还亲自带来。但事实上，他跟我进房间后，我们连一句话都没说，仅仅是被我明里暗里地多看了几眼，我就请他走了。
为什么？
书记不解地问我。
是这样的，我告诉他，当时我们进房间后，我有意摆出一言不发、傲慢的样子。我这其实是在测试他的心理素质。他也许不知道，看我一言不发、目中无人的样子，脸上始终坚强地挂着殷勤而空洞的笑容，对我小心翼翼的，我想抽烟，他马上冲上来给我点烟，还主动给我泡茶什么的。我想，他这样也许更合适去从事与人周旋的工作，而不是去干在沉默中沉默的破译工作。破译密码是跟死人打交道，不要你察言观色，不要你小心翼翼，而是要你想方设法去听到死人的心跳声。
是的，破译密码是听死人的心跳声！
死人怎么会有心跳？这是个悖论，而破译密码的事情本身就是个坚硬而巨大的悖论。为什么说破译工作是世上最残酷又荒唐的职业？就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所有密码在它有限的保险期内是不可能被破译的，破译不了是正常的，破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