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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达理脸色不很自然地略蹙着眉，一点点蹭着烟灰。蹭干净了，又干脆把半截烟一点点加着压力摁下去。烟像个垂直的小立柱，在压力下缩短了，弯曲了，折断了，裂开了，开花了，散成一撮烟丝，熄灭了。
他抬起眼，脸上是地委书记的沉稳、安详和威严：“同志们今天谈了不少，算是摊开了矛盾。”他扫视了一下会议室，用一种总结的语调平缓地说道，“大家对向南的工作既摆了成绩，也指出了不少缺点错误。看法嘛，当然并不统一。准确点说，是分歧很大。对李向南的工作，是一半人肯定，一半人否定吧。”他停顿了一下，理了理自己面前的文件和材料，“总的印象，在常委内，在干部队伍内，这种对立、分裂很尖锐。而且看来，这种对立和分裂在短时间内很难统一。大概我在这儿也很难统一起来。这样矛盾分裂，当然会造成很多消极因素，起码是相互分散、抵消了我们的力量。”他停顿了一会儿，看了看大家，“至于如何解决，有些情况等我回去以后还要和地委同志们一起研究一下。关于李向南同志会不会调动的问题，同志们不要乱猜测，那是组织上考虑的事情。只要向南在这里主持一天工作，大家要尽力消除隔阂，团结工作。好，今天会就开到这儿。”
会散了。李向南一个人在县委院内低着头慢慢散步。
小莉站在一辆吉普车门口。
“去哪儿？”李向南不自然地透出一丝笑来。
“火车站。”
“回省城？”
“不用你管。”
李向南自嘲地苦笑了笑，说道：“见了你爸爸，代我问好。”
小莉目光复杂地、充满怨恨地看了他一眼，一拉车门跳了上去：“走。”
第四十章
办公室内的气氛十分沉闷。
李向南蹙着眉时走时停地缓缓踱着。庄文伊、康乐、小胡各自坐在椅子上、单人床上，抽着烟沉默不语。要说的已经说过了，只是不时抬头看看踱步的李向南。
李向南在窗前的写字台旁慢慢站住了，把烟头用力摁灭在烟灰缸内。窗口流进夏夜的湿热。吊在写字台上的电灯把他的影子放大了，黯淡地投在地上、墙上、书架上。他看了看自己的影子。目光扫到了书架上。在一排排的书中，一本书名吸引了他的目光：《选择的必要》。
任何事情、任何人都要不断面临选择。目标要选择，方向要选择，道路要选择，战略要选择，策略要选择，一切都在不断的选择中进行着。正确的选择从来是最重要的。他下一步的行动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呢？
古陵的局势，用记者的新闻语言来说，正在急剧恶化，或可说严重起来。
上午郑达理召开的县委常委扩大会结束后，中午地区纪检委就来了一个调查组，找李向南谈话。
这是李向南完全意想不到的又一件事情。
“郑书记，您找我有事？”中午，李向南推门进到“贵宾院”郑达理的房间内。
“坐吧，向南。”郑达理伸了伸手，指着沙发说道，“是地区纪委调查组的几个同志，想找你谈谈。”房间里还坐着三个李向南并不认识的人。一个矮胖的老干部，一个神情严肃的中年人，还有一个戴眼镜的妇女。
“找我谈？”
“我们找你了解一点情况。”矮胖的老干部客气地点了点头，说道。他是调查组组长，姓董。
“了解什么情况？”李向南问。
“嗯……有关你的一些情况。”老董不苟言笑地说。
李向南略怔了一下，他这才感到房间里的气氛有些特别。这种气氛让他一下感到他正处在一种被审查之中。
“向南，你和老董他们谈吧。要冷静。”郑达理说着站起来，“老董，你们就在我这儿谈吧，我去县城里走走。”郑达理走了。房间里顿时陷入静默。这个静默才两三秒钟，却使调查组的三个人和李向南都迅速适应了各自的地位。
“你能不能谈谈你插队时的事情？”老董是调查组的组长，理应他开头。
“插队时的？”李向南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十几年前的事情里有什么呢？
随着老董婉转地一层一层把问题提得具体化，李向南明白是怎么回事了。1970年，李向南在农村插队的第三年，他在一次全村社员大会上被大家选为大队长，取代了原来的大队长，那是一个下放插队的省委机关的普通干部。这个人叫纪鸿儒，当时脸色十分难看。现在，十几年后的今天，他已被提拔为省委的一个副部长，但对那段历史仍耿耿于怀。在李向南被提拔为县委书记后，他给省委写了报告，揭发李向南是个政治品质很坏的野心家，一贯善于用不正当手段窃取权力往上爬。
“你当时没有搞什么不正当手段吗？”老董看着李向南问。
“没有。我当时的唯一做的就是在会上谈了我的纲领。”李向南答道。
“纲领？”老董略皱了一下眉。
“就是对大队生产、建设的规划、政策、打算。”李向南解释道。
“你的竞选纲领？”老董却出乎意料地继续追问。
李向南犹豫了一下，承认道：“是。”
“自觉制定的？”
“我当然是经过认真考虑的。”
“就是为了竞选大队书记的职务？”
“没有，是竞选大队长的职务。”
“不是竞选大队书记？”老董又翻看了一下手中的黑皮笔记本，诧异地问。
“那时的大队书记都是公社指定，没有党员选举一说，哪来的竞选？”
老董左右看了看调查组的另外两个人，皱着眉想了想，点了点头：“你当时是否讲过，你一定要当这大队长？”
“我当时讲的是：如果我当大队长，一定把生产、社员收入搞上去。这个，你们可以到村里去调查。我的目的是改变农村面貌。”
“你认为就是你能改变吗？”
“我觉得我的想法比当时的大队长纪鸿儒更符合实际。”
老董转头和另两位调查组的同志交换了一下目光。那个女同志一边记录，一边不时用同情的目光看看李向南。
“社员听了你一篇讲话就都支持了你？”老董又问。
“我在那之前已经当过一年小队长。那一年，我们小队分红提高了一倍。”
这个回答很有力。老董沉吟了一下。“当时的形势是处处排挤打击老干部，你作为年轻人，当时对老干部是持什么态度？”他口气平缓地问道。
“我对老干部是尊重的。”李向南答道，同时想到纪鸿儒这个解放初期才参加工作的“老干部”来，“我对纪鸿儒同志也始终是尊重的。不过，我们之间始终在农村政策上发生冲突。”
“什么冲突？”老董注意了。
“他单打一只抓粮食产量，我主张还要搞经济作物，搞林牧副渔，队办企业，全面发展。”
“你当时就反对‘左’的路线了？”
“当时，大寨谁也不能不学。不过我有我的解释，要结合本村实际。”李向南诚恳地笑了笑，“我当了两年大队长，社员分红翻了一番。”
“你当时哪来的这样实事求是的思想基础呢？”
李向南蹙眉垂眼沉默了一会儿，说道：“我那时已经读过《资本论》了。”
“《资本论》？”老董观察地看了看李向南，“什么时候开始读的？”
“1966年11月。”
“为什么是11月？”
“我父亲在1966年11月被打倒了。”李向南答道。
老董点了点头：“你现在能给我讲一点你对《资本论》的理解吗？”
李向南想了想，说：“商品生产的整个发展过程说明了社会经济，更广而言之是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是辩证的，不依人意志为转移的。超越历史的阶段性是不可能的。”
“不是经常有人想超越吗？”
“有人想超越，有人想拖后，在一个时期他们的政策甚至可能推行几天。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就是不断使他们都垮台，最后表现出自身的辩证法和必然性。更广地说，就连这些想超越历史、拖后历史发展的力量，它们的存在，本身也是历史发展必然性的丰富表现。”
老董用一种注意的目光看了李向南几秒钟，然后不易觉察地微微颔首。
这位调查组组长始终不露出任何倾向性。
谈话就是这样有问必答地进行着。随着谈话的进行，李向南越来越对写揭发材料的人感到愤怒，很多事情几乎到了捏造的地步。他极力控制着自己，但终于失控了。
“你在生活上有过什么不检点吗？”老董问。
“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