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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队长难堪地、不否认地抓抓头。
古尚德在胶轮车旁的人群中抬起头，说道：“是我给队长出的主意。”他的眼睛迎着高良杰的目光有些不自然地闪烁着。
高良杰这才把目光直落向他，古尚德的自招自认正如他所预料：“你怎么能出这样的主意呢？”他温和地批评道。抓住古尚德这个软包，他对于一步步控制住局面更有自信了。什么事都要先易后难。古尚德是个圆滑有点子的人，但又是最怕事的人。1957年因为戴右派帽子从县木材公司下来，历次运动都筛他一回，把他的胆都筛没了。高良杰过去对他还比较讲政策（他是一贯讲政策的），所以，古尚德对高良杰一直是感恩戴德的。
面对高良杰的批评，古尚德很谦卑地笑了笑。
“鼓动大家哄砍林木，这是违反国家政策的。”高良杰严肃地说。
“我没让大家上山砍树。”古尚德那苍白浮肿的大脸上立刻布满了惴惴不安的神色，“我理过账，这些东西都是属于高家岭小队的，堆着生锈，不如折价分给个人使用。”他指着满院堆放的一摊摊东西惶惧地解释道。他一听高良杰讲这些“政策”之类的语言，就克制不住的心悸。高良杰那表面温和敦厚、不露声色的目光，也总让人感到有一种看不透的阴冷，他在那目光的注视下，脊背掠过一阵阵寒噤，膝盖和小腿不由自主地抖动起来。他想用手绢擦一下额头的汗，平静一下自己，但拿手绢的手在脸旁也像是拿着粉扑往脸上扑粉一样，明显地抖起来。
人群的骚乱平息了。
高良杰感到了这个变化，感到了人们目光的集中，他更有把握了。他很平静地看着古尚德。“现在改正了咱们过去的右派问题，落实了政策，咱们就应该更严格地要求自己，是吧？”高良杰对古尚德打量了足够的时间后，用商量的口吻说道。
一听这话，古尚德却低下头，沉默了。
高良杰感到了什么：“咱们要吸取过去的教训。”
古尚德抬眼看了看高良杰，开始一下下慢慢擦去脸上的汗水，手不抖了。
“过去那样搞运动当然是错的，但个人的教训也是有的。”高良杰更为委婉。
“我没什么教训。”古尚德擦干了额头的汗，脸色冷漠地说道。
人群震惊，高良杰也有些惊愕。二十多年来，高家岭的人从没有见古尚德顶撞过任何一个干部。
“不能说一点教训没有吧？”高良杰说。
“我没做错事。”古尚德有些倔强地说。看到高良杰还要张嘴说什么，他积蓄已久的情绪突然爆发了：“我有什么教训？我没教训。该他们有教训。该你们有教训。”他手指着高良杰下巴激烈地抖着。
高良杰一瞬间有些愣了。
“爸爸，咱们走吧。”古尚德的女儿，一个俊秀的姑娘从人群中走出来，小声劝说道。
古尚德愣着神看看女儿，咽了口唾沫，激愤的情绪一下泄了气：“好，咱们走吧。”他目光呆滞地低下头，跟着女儿慢慢分开人群往外走。
人群又开始哄哄嗡嗡骚动起来。高良杰的威严在最怯懦胆小的人面前碰了个粉碎，人们也便更可以不把他放在眼里了。不知是谁在这一片还带点犹豫不决的骚嚷中高喊了一声：“赶紧接着抬价吧——嗨。”
高良杰表面上不露声色，内心却知道：这要闸不住，冲开口子，整个局势连同他的权威就全垮了。
“你这样态度不但对自己没好处，也要害了子女。”他看着往人群外面走的古尚德，撂过一句似乎和善其实很厉害的话。他知道什么样的话能一句敲住古尚德。
果然，古尚德一下站住了，眼睛里露出惶然的神情。
“1948年、1949年在太原，那段时间你有没有一点教训吗？”高良杰和善地、甚至有些含笑地看着他说道。
古尚德在他的目光下哆嗦了一下。
“1957年你提的那些意见是对的，可你自己没有一点教训吗？给王秀丽的信呢？”
古尚德更厉害地哆嗦了一下。他又掏出了手绢，他的额头又涔涔流汗了。
“还有，那年正月初五的事，你应该多少有点教训吧？”
古尚德整个身子又像刚才一样剧烈地哆嗦起来。
一个人一生中总有一些说不太清楚的事情。而这往往就成了他的软弱点。1948年，十五岁的古尚德去太原考高中，稀里糊涂考进了阎锡山的一个什么训练班，刚进去半年，太原解放了，这是他第一件说不清楚的事情。王秀丽是他的前妻，1957年曾拿着他的信揭发了他，离了婚。他是在信中说了些情绪冲动而不当的话。可谁能保证夫妻间的每一句话都经得住政审呢？这是第二件说不清的事情。那年正月初五，炕火烤着了他在木器厂当会计的账本，烧掉了无关紧要的几页，这又是他问心无愧但又说不清楚的第三件事。
这三件事，是一般人根本不在意、不知道或者早淡忘了的事情，可高良杰却样样记得逼真。他对每个人隐藏在隐秘处的那点东西洞若观火。这正是这个人可怕的地方。他的大脑像个巨大的档案室，那里储藏着每一个和他有过关系的人的情况，包括每一个细节（譬如，古尚德在给他前妻信中的那几句不当的话，他能一字不漏地记住）。他每见到一个人，首先在头脑中就浮现出对方的履历表：姓名、年龄、成分、籍贯、政治面貌、家庭及社会关系、简历、历史问题、现实问题……这成为一种条件反射。凡是可以归入档案的那些情况，不管是谁的（社员、干部、同事、同学、上级、下级、朋友、亲戚、有过一次来往的记者、领导……），他总是一下就记住，从不忘却。在他头脑里，没有一个底细不清的人。古尚德明白：就连他过去交待历史问题时在前后几次用语上的细微矛盾，某一天某一时的时间交待上的细微出入，高良杰都记得清清楚楚。
一想到这些，他就不能不在高良杰那目光下浑身发抖。
高良杰平静地看着他，等待着人群的骚嚷在古尚德的颤抖中静落下去。好像一个猎人在欣赏一只被捕获后又企图反扑一下，但被轻轻一击就给打翻了投入笼子里的小野兽一样。他生出一种既从容又冷酷的心情。这种心情像钢一样冰冷，然而又柔和地充填满他的胸膛。古尚德是不堪一击的，他能被抓住的弱点太多。在高良杰眼里，人的强大固在于谨慎含蓄、不暴露自己，不露锋芒；而人的力量则在于清醒，在于尽可能地把一切人的全部弱点都看在眼里，抓在手里。多年来对自己的谨慎约束和对他人的清醒洞察，曾使得他的目光像是独自站在暗处看明处，那样从容冷峻。他有时几乎很难想象：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有那样多的、不止一处的致命弱点，他们居然还那样粗心大意地、放心地活着。而他们相互冲突时，很少有人能简洁有效地一下击中对方的致命处，那在高良杰看来是最容易不过的。好像一个全身武装、保护周密的人，面对着赤身裸体、毫无保护的人群，他有一种极为冷峻的优越感。在政治上需要时，这种优越感就化为对他人的冷酷打击。
院子里的人群果然如他所料渐渐又静下来。
古尚德的恐惧证明了高良杰的权威。
高良杰的目光在人群中巡视了一下，落到了一个八字胡的秃顶矮个老头身上。那是羊倌赵大楞。“楞大叔，你也准备分了家伙上山砍树去？”高良杰问他。撇开满院众人他不管，眼前这个人又是他现在能完全控制住的一个软包。
“啊，啊，不，不……”老头在人群中慌不迭地摇着头。
老羊倌过去在二战区被匪兵裹挟过几天，清理阶级队伍时，白天黑夜的政策攻心，逼得他差点上吊。后来查清了，没啥问题，高良杰出面给他解除了隔离。这个大字不识的倔犟老汉老泪横流，从此认准了高良杰是他的救命恩人。他不知道（知道也不信）整个立案清查都是高良杰一步步具体布置的。
“楞大叔，今儿大队要动员大伙一起去抢修铁路，您能去不？”高良杰用对长辈的尊敬口吻商量地问道。他又避开满院人不问，面对着老羊倌提出了他对全体的动员。
“去去去。”赵大楞又是慌不迭连连点着头。
“你呢，庆明？”他含笑把目光移到赵大楞身旁一个清瘦的高个子青年身上。那是老羊倌的儿子，当过几天民办教师。
“去去，庆明他也去。”老羊倌在一旁紧着点头，用手推着儿子的胳膊。
“我去个屁。”儿子一甩父亲的手冲父亲吼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