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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于现代人而言，自由是只受法律制约、而不因违背某人或若干人的专断意志而受到某种方式的虐待、拘禁、逮捕或处死的权利，它是每个人表达意见、选择并从事某一职业、随意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是不必经过许可、不必说明动机或事由而迁徙的权利。它是每个人与其他人合作的权利。最后，它也是每个人通过选举全部或部分官员，对政府的行政行使某些影响的权利。所以，民主就是人民在不受任何“圣贤”的规矩下共作其主；自由就是在不违害集体或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自己任其所好而自行作主。
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
【注释】圣人以天下人之心为心，以天下人之意治天下，其所为可谓是无为；无为，是指无主观妄为。顺人情物性执事，其所执可谓是无执；无执，是指无主观任意之执，无违背人情物性之执。既然无为又无执，故也无所谓败失了。《淮南子？修务训》中说：“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又说，无为并非是寂然无声，漠然不动，引之不来，推之不往，而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权，乃是利用自然之势。是“因时乘理”、“顺物之变”，当事而为，如镜应形，适可而止。
【漫谈】老子告诫我们要尽量无为、无执，无为、无执就是自然。什么是“自然”呢？老子所说的“自然”，如果要将其翻译成现代用语，最为接近的就是现代科学中的“自组织”一词。所谓自组织，是指事物（系统）不是由于外部的强制，而是通过自己内部的组织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自发地形成有序结构的动态过程。倒如，细胞、器官、生物体，以及生物体组成的群体和社会都是自组织系统；它们自己更新自己，自己修复自己，并且自己复制自己或自己生产自己。
社会组织的发展演变也是一个自组织过程，它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在各依其天性本能的交往中产生的自然理性，是相互间长期磨合的结果，它在微妙地平衡着各方的利益和冲突，使之达到和谐。这种自然理性不是出自某个圣贤先知的设计或理念，而个人的理性知识，因受其本身生物属性的局限，不可能将事物间方方面面错综复杂的影响彻底理清。
而从笛卡尔的主观主义发展到现代的理性主义者认为，抛弃传统，抛弃实践，只是凭借精英人物单纯的理性就可直接为我们的各种愿望效力，就能建立一种新道德、新习俗、新法律，甚至能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这种“建构主义”或“理性主义”、“唯科学主义”，其严重背离社会客观现实的错误虽然显而易见，但它凭借其富丽堂皇的设计，美妙高尚的理念，仍然在支配着许多科学家的思想，也在支配着怀有良好意愿的文人、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们的思想。而且，它可能会在今后相当长的岁月里，继续制约着有关理性在人类事务中不应夸大作用的严肃思考。这种狂妄自大病态思维的产物，是一种滥用理性的、错误的科学学说和理性学说，最为重要的是，它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人们对人类各种社会制度的发生和性质做出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解释。各种豪杰先知、“导师”、“舵手”还会利用这种解释，以理性和文明最高价值的名义，去诱导民众去干各种严重扭曲自然的事物，这将会给社会造成极大混乱。
【漫谈】马克思曾说：“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这种人格观突破了钦定伦理本位的传统观念，民众的自然天性被置于伦理本位和基础的地位，不再从属任何圣贤之论，而是强调了人民个人作为认识主体和实践主体的重要性。陈独秀说：“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自信。因而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
【漫谈】一个世界、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大多是由各种不同的民族、阶级、阶层，以及各种不同的文化、信仰、理念、习俗所组成。我们应当允许这些客观现实的多样性和平共处，允许它们各自按着各自命运的安排走各自的路。应当使这些多样性在自由的环境中，达到一个相对和谐的状态，使世界、国家、社会融洽一致。而不应主观地支持一种去反对和压制其他不同者，因为谁也不能靠传播嫉妒与仇恨来建设一个伟大的国家或人类家园。
尼克松在１９７２年访华时说：“当我们展望将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美国政府之间存有巨大的分歧。将来我们之间仍将存有分歧。但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是寻找某种办法使我们可以有分歧而又不成为战争中的敌人。”
现在许多人们开始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世界文明正在接近这样一条分界线，这条分界线与其说是各种制度、各种意识形态的分界线，不如说是以健全的头脑、人类自我保护意识为一方和以不负责任、民族自私主义、种种偏见为另一方的分界线。
综观古今中外历史，无论是古代的斯巴达克还是近代的法西斯以及现代的霸权主义，无论是外国一厢情愿的乌托邦还是中国的人民公社，凡是违背人民天性的一厢情愿的强执性有为，总难逃脱失败的结局。
故物或行或随，或嘘或吹；或强或羸，或载或隳。
【注释】嘘：缓呵气使暖。吹：急出气使凉。强：强健。羸：瘦弱。载：安定。隳：危殆。
世间的事物，有的前行，有的后随；有的嘘暖，有的吹凉；有的强健，有的羸弱；有的安定，有的危殆。虽然万物的自然天性不同，可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它们都是各自充分地、自由地利用了天地赐于的大环境。王弼说：“凡此诸或，言物事逆顺反覆，不施为执割也。圣人达自然之至，畅万物之故情，因而不为，顺而不施，除其所以迷，去其所以惑，故心不乱，而物性自得之。”
【漫谈】《庄子》中说；“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可是，像这样断长、续短的事，恰恰是很多“伟大人物”在尽力而为的事，其目的都是立同禁异。他们的动机也许是完全值得钦佩。他们主观地认为有些施为会给他的臣民带来好处，于是就逼迫人们如此这般，可是他们的好心意，却往往成了“熊的服务”，把主人打的鼻青脸肿，使事情弄得更惨。
【漫谈】世界上有形形色色的国家，传统、国民性、社会现状也错综有别。政治体制也好，社会规则也好，总有这种况出现，譬如在某国被作为正义或被常识所认可的东西，在另一个国家可能被视为完全相反的东西；在某国行得通的东西，在另一国未偿必要或行得通。所以，如果不考虑别人、别国的特情，而以一己之心度他人之腹的想法、作法是要不得的。各国的历史、传统不同，就当然会有利益的冲突。但是，国际关系必须以认同相互的差异、以互相尊重为出发点，容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多元化。
对于事物认知方面的分岐，对与错的分辨，我们可以诉之于科学和科学方法；但是在理念、伦理、意识形态方面的分岐，好与坏、善与恶、高尚与渺小的判别，却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它只有一个你感情上喜爱不喜爱的曲别，只有一个个人主观偏好的曲别。这方面的真理不存在于任何完全排除信仰理念的事物之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垄断真理或美德。所以，这种分歧只应由大家用一种共识来解决：承认和容忍每个人都具有对理念观点有任意喜爱的自由，承认和容忍每个人、每个国家都有权利在没有外部干涉的情况下作出选择的自由。如果有人非要强调自己认可的对，并强迫别人也必须认可的话，那末这种主观意愿分歧就只好由强力…甚至是诉之于战争…来加以决定了。这样，理念、伦理、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也就还原为强权之争了。
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注释】甚：极端，过分。奢：奢侈。泰：过度，过分。
古圣王所以成德布施，皆不外则天而行之，顺应民意而不妄为，辅其自然而不过分。《论语》中说：“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吴澄说：“凡过盛必衰，衰则亡之渐也。惟不使之过盛，则可以不衰，而又何有于亡？甚也，奢也，泰也，皆极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