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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初，西方根据凯恩斯主义理论，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加大政府主导投资和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尤其是适当地运用通货膨胀政策，能够刺激经济、避免周期性衰退，保持较高的产业和就业水平。在短期内，这些政策似乎确实起到了稳定经济的作用。然而，接着就发生了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就业率下降，经济增长停滞，还有高利率、高国债等现象。这种滞胀就是典型的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造成虚假“需求”的后遗症。
所以，那种认为有必要以政府赤字财政来刺激有效需求、以高额的公共支出来维持高水平就业的论断，其实是凯恩斯过时的人为造就需求理论的假药方。实际上这是拿纳税人的钱在干预自然经济的优胜劣汰规律，去延续那些必须靠不断输血才能维持生计的难以救药者。资财一旦被用于不赢利的企业、或用于多余的公共部门和人员，就意味着以提高税收、利率和通货膨胀等形式从成功企业和其它纳税人身边把这些资财抽走。误导的投资是计划经济的一个典型特征；事实是政府的超支才是失业率高的主要原因。如果想要挽救经济，就必须砍掉失控的国家开支，并根治乱收费、乱罚款。这样才能恢复高水平的稳定就业。在受政府保护的职位上每多一人，就会使数人因此而失业。为使一个消耗财富的公共部门保住他那人为的工作，就得有几个创造财富的人失去工作。保住的这些工作是大家看得到的、集中的，而失去的工作则是无形的、分散的。
英国前工党首相卡拉议说：“我们过去常常认为，通过加大投资和提高政府开支就能度过衰退，找到出路并增加就业。我十分坦率地告诉你们，现在已不存在这种选择，而且过去采取这种做法时，它也只是把更大剂量的通货膨胀注入经济，跟随而来的则是更高水平的失业。”
事实上，通货膨胀是货币供应量过分增长的结果。政府的赤字只能用在“反周期的”方向即用来补偿萧条带来的影响…而且不能是无节制的。通货膨胀的降低必须以限制货币供应量和政府借贷为基础。用于社会高补贴计划的政府开支将导致增加赤字。中央政府应该对地方税进行总体调查，限制地方政府的开支，减少政府借款。
正常运转的市场经济能够非常敏感地对每一个信号作出适应性的反应，从而可以避免由于压力的积累造成急剧的混乱。由于抑制通货膨胀而进行的控制货币供应量，可能会有暂时增加失业的危险，但从长远看，是影响经济结构的微观经济管理…如放松管制、营造安全环境等等…而不是宏观经济操纵在决定着所提供的工作数量。现在已没有什么人声称他相信通货膨胀在经济上是可取的。政府没有理由拟订“充分”就业这一指标。而是政府应该建立稳定、健全的货币结构，实行低税收、少加管制和建立灵活的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以促进繁荣和增加就业。让市场上的公司与个人去计算在创造财富的交易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
李光耀说，新加坡通胀率低，但经济却取得12至14％年增长率。但新加坡的理想并不在于追求任何魔幻增长率数字，而是着眼于我们的劳动力和生产力是否获得了充分发挥，着眼于利率和通货膨胀率是不是受到了控制。所以，中国要发展经济，就必须营造良好的市场经营环境，要控制通胀现象，就必须控制信贷，而不要过分关注是否能取得理想的增长率。
【漫谈】公平和正义，两大原则的换位思考。
一、“公平的正义”
法应该是公正的体现。公平和正义应该是衡量法好坏的标准。但到底什么是公正，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在近现代的西方思想家那里，“公正”概念越来越多地被专门用作评价社会制度的一种道德标准，被看作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义原则应该是通过调节主要的社会制度，来从全社会的角度尽量弱化人们因出发点方面的不平等，也即是因历史和自然方面的偶然任意因素造成的不平等对于人们生活前景的影响。公平是正义的基础，正义不外乎公平。
二、“无知才能公平”
什么才是公平？罗尔斯说，理性的个人，在摆脱自身种种偏见之后，大家一致同意的社会契约就是公平，公平就是没有偏见。那么，什么才算是“摆脱自身种种偏见”呢？这是个要命的问题，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第一个关键点，他必须给出一个清晰而严密的定义，才能依据它推导出一整套逻辑理论。罗尔斯的回答绝了：“无知才能公平”。没有偏见就是无知，也就是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阶层，不知道自己的天赋和才能，甚至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追求什么的时候，他的决策就是毫无偏见的。当所有的人都在这样一重“无知之幕”背后作决策时，他们所一致公认的社会契约，就是正义的。这样一种人人都无知，因而人人都无偏见的状态，罗尔斯管它叫“原初境况 ”
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注释】多言：言，意谓言行。多言，是指超离客观当然的主观言行。守中：事物皆有其自然中正之理，处理事物不失之偏曲为守中。
窘敝谓之穷，不偏谓之中。天地守中虚之道，弃己任物，万物则自然各得其所。事物之多，百姓之众，圣人不过也是遵循此道而博爱之，岂区区言仁？言行应遵循客观当然，适可而止。事物皆有两端，过犹不及，顾此就会失彼。过分强调了左，就等于错误的忽略了右；过分照顾了上，也即是错误的冷落了下。主观言行的方面越多，失误的方面也会越多。作事应为无为，即是不主观妄为；言说应是言无言，即是不恣意妄言。不妄为妄言，即是守中。
【漫谈】乌托邦主义者认为，为了社会正义，为了人民更大程度上的平等和幸福等终极目标，为了充分而迅速地实现那些目标，政府有责任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进行“计划”，而为了这些计划的推行，并可在其领域实行压迫和专政。
“计划”受欢迎的原因很大程度应归于这个事实，即每个人都希望我们应当尽可能合理地处理问题，并在这样做时，应该尽量运用我们所能获得的预见。在此意义上，计划的行为，就只有好与坏的、聪明远见与愚蠢短视之分了。
因此，现代的计划者和他们的反对者之间的争论，不是关于我们是否应当运用预见和系统思考来计划我们共同事务的争论。而关键的分岐点在于，出于这个目的，政府是否应该将自己限制于笼统地创造条件，以便最充分地发挥每个人的知识和创造力，让每个人自由的去争取各自认为的幸福，还是为了合理地利用资源，以及根据某些先进的思想意识构造的“蓝图”对人们的一切活动加以集中的管理和组织。
自由主义者是以这种信念为基础的：只要能创造出平等的竞争，这就是再好不过的指导个人努力的方法。它并不否认，甚至还强调，为了竞争能有益地运行，需要一种精心设计的法律框架。它也不否认，在不可能创造出平等竞争的地方，必须采用其它指导经济活动的方法。然而，自由主义者反对干涉和协调个人的作法去代替竞争，因为他们认为，这种计划主义，最后必然会导致对人民的压迫和暴力。
所以，计划与竞争只有在为竞争而计划而不是运用计划反对竞争的时候，双方才能够在计划问题上统一起来。所以我们应该反对的，只是那种用以取代竞争的计划。
【漫谈】二十世纪史无前例的政治和经济试验，大多是人们以各种方式试验的中央控制模式，它从各种名目的主义，到无意识形态的、技术专家治国论的总体主义。也试验了权力分散的自由模式。最后的事实传递了一个不可抗拒的信息：无论是从政治、社会来判断，还是从经济判断，国家垄断和中央管制经济总是难以持久地调动人的才能和精力。它们类似的、较温和的强制性手段也做不到这一点。
实践证明，愿望的良好并不等于可以违反自然规律而不会受到惩罚，中央集权经济只有靠付出经济上低效益的代价才能得到维持。所以，越来越多认真思考的人，对他们曾经认为的中央计划和国有制的扩展所具有的明显优点进行反思后认识到，这种方式意味着必然要建立大量的官僚企业和产生庞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官僚体系，而这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