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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史职》文，“四方之事”取《内史职》文，杜总括两史，共成此语。诸侯官属虽难备知，要传记每说诸侯之史，知诸侯亦各有国史也。《周礼》言“邦国”者，乃谓畿外诸侯之国也。国在四表，故言“四方”。云“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者，谓四方有书来告，内史读以白王也。告王之后，则小史主掌之，故云“掌邦国之志”。内史虽云读四方之事书，其实国内史策，皆内史所掌，故其职掌八柄及策命之事也。然则内史、小史，既主国内，又主四方来告之事，故僖二十三年杜注云“国史承告而书”是也。杜此序又云“达四方之志”，取《外史职》文。案《外史职》云“掌四方之志，掌达书名四方”，今移“达”字於“四方之志”上，如杜之意，外史达此国内之志，以告四方，故僖二十三年杜注云“同盟然后告名，赴者之礼”是也。然则“掌邦国四方之事”者，据此承受他国之赴也；“达四方之志”者，据已国有事赴告他国也。《春秋》既有内外二种，故杜翦撮天子之史，取外史、内史两文。《周礼》诸史虽皆掌书，仍不知所记《春秋》定是何史。盖天子则内史主之，外史佐之，诸侯盖亦不异。但春秋之时不能依礼，诸侯史官多有废阙，或不置内史，其策命之事，多是大史，则大史主之，小史佐之。刘炫以为《尚书》周公封康叔，戒之《酒诰》，其经曰“大史友，内史友”。如彼言之，似诸侯有大史、内史矣。但遍检记传，诸侯无内史之文。何则？《周礼·内史职》曰“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僖二十八年传说襄王使“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是天子命臣，内史掌之。襄三十年传称郑“使大史命伯石为卿”，是诸侯命臣，大史掌之。诸侯大史当天子内史之职，以诸侯兼官无内史故也。郑公孙黑强与薰隧之盟，使大史书其名，齐大史书崔杼弑其君，晋大史书赵盾弑其君，是知诸侯大史主记事也。南史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明南史是佐大史者，当是小史也。若然，襄二十三年传称“季孙召外史掌恶臣”，言外史，则似有内史矣。必言诸侯无内史者，闵二年传称史华龙滑与礼孔曰“我，大史也”，文十八年传称鲁有“大史克”，哀十四年传称齐有“大史子馀”，诸国皆言大史，安得有内史也？季孙召外史者，盖史官身居在外，季孙从内召之，故曰外史，犹史居在南，谓之南史耳。南史、外史，非官名也。《艺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戒。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礼记·玉藻》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虽左右所记二文相反，要此二者皆言左史右史。《周礼》无左右之名，得称左右者，直是时君之意，处之左右，则史掌之事因为立名，故传有“左史倚相”。掌记左事，谓之左史，左右非史官之名也。左是阳道，阳气施生，故令之记动。右是阴道，阴气安静，故使之记言。《艺文志》称“左史记言，右史记动”，误耳。上言“鲁史记”，则诸侯各有史可知，又言诸侯各有国史者，方说诸侯各有《春秋》，重详其文也。
大事书之於策，○策，本又作“册”，亦作“筴”，同，初革反。小事简牍而已。○牍，徒木反。
＇疏＇“大事”至“而已”。○既言尊卑皆有史官，又论所记简策之异。《释器》云“简谓之毕”，郭璞云“今简札也”。许慎《说文》曰：“简，牒也。牍，书版也。”蔡邕《独断》曰：“策者，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长一短，两编下附。”郑玄注《中庸》亦云“策，简也”。由此言之，则简、札、牒、毕，同物而异名。单执一札谓之为简，连编诸简乃名为策，故於文“策”或作“册”，象其编简之形。以其编简为策，故言策者简也。郑玄注《论语序》以《钩命决》云“《春秋》二尺四寸书之，《孝经》一尺二寸书之”，故知六经之策皆称长二尺四寸。蔡邕言二尺者，谓汉世天子策书所用，故与六经异也。简之所容，一行字耳。牍乃方版，版广於简，可以并容数行。凡为书，字有多有少，一行可尽者，书之於简；数行乃尽者，书之於方；方所不容者，乃书於策。《聘礼记》曰：“若有故则加书将命，百名以上书於策，不及百名书於方。”郑玄云：“名，书文也，今谓之字。策，简也。方，版也。”是其字少则书简，字多则书策。此言大事小事，乃谓事有大小，非言字有多少也。大事者，谓君举告庙及邻国赴告，经之所书皆是也。小事者，谓物不为灾及言语文辞，传之所载皆是也。大事后虽在策，其初亦记於简。何则？弑君大事，南史欲书崔杼，执简而往，董狐既书赵盾，以示於朝，是执简而示之，非举策以示之，明大事皆先书於简，后乃定之於策也。其有小事，文辞或多，如吕相绝秦，声子说楚，字过数百，非一牍一简所能容者，则於众简牍以次存录也。杜所以知其然者，以隐十一年传例云“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明是大事来告，载之策书也。策书不载，丘明得之，明是小事传闻，记於简牍也。以此知仲尼脩经皆约策书成文，丘明作传皆博采简牍众记。故隐十一年注云“承其告辞，史乃书之于策。若所传闻行言非将君命，则记在简牍而已，不得记於典策。此盖周礼之旧制”也。又庄二十六年经皆无传，传不解经，注云“此年经、传各自言其事者，或策书虽存，而简牍散落，不究其本末，故传不复申解”。是言经据策书，传冯简牍，经之所言其事大，传之所言其事小，故知小事在简，大事在策也。
《孟子》曰：楚谓之《梼杌》，晋谓之《乘》，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孟子》，书名。姓孟，名轲，字子舆，鄹邑人。与齐宣王同时人。著此书。梼，徒刀反。杌，五忽反。梼杌，四凶之一。杜云“顽凶无俦匹之貌”。乘，绳证反，车乘也。一云兵乘。
＇疏＇“孟子曰”至“一也”。○既言简、策之异，又说诸国别名。孟子，姓孟，名轲，字子舆，邹邑人也。当六国之时，师事孔子之孙子思，脩儒术之道，著书七篇。其第四《离娄》篇云：“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谓之‘乘’，楚谓之“梼杌”，鲁谓之‘春秋’，一也。”其言与此小异，是杜足“其实”二字，使成文也。彼赵岐注云：“‘乘’者，兴於田赋乘马之事，因以为名。‘梼杌’者，嚚凶之类，兴於记恶之戒，因以为名。‘春秋’，以二始举四时，记万事之名。”是三者立名虽异，记事则同，故云“其实一也”。序发首云“‘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故引此以为证。且明诸侯之国各有史记，故鲁有《春秋》，仲尼得因而脩之也。案《外传》：申叔时、司马侯乃是晋、楚之人，其言皆云“春秋”，不言“乘”与“梼杌”。然则“春秋”是其大名，晋、楚私立别号，鲁无别号，故守其本名。贾逵云“周礼尽在鲁矣，史法最备，故史记与周礼同名”。然则晋、楚岂当自知不备，故别立恶名？
韩宣子適鲁，○宣子，名起，晋大夫。適鲁，在昭二年。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尽，津忍反，后放此。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王，于况反，又如字。
＇疏＇“韩宣”至“以王”。○既言诸国有书，欲明鲁最兼备，故云此。○正义曰：此昭二年传文也。宣子，晋卿，名起，食邑於韩，因以为氏。谥曰宣子者，有德之称。为昭公新立，身新为政，故来聘鲁，因观书於大史氏，见此书而发言。杜注彼以为《易·象》即今《周易》上下经之《象》辞也，《鲁春秋》谓鲁史记之策书也。《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礼尽在鲁矣”。《易·象》、《春秋》是文王、周公之所制，故见《春秋》知周公之德，见《易·象》知周之所以王也。文王能制此典，即是身有圣德，圣不空生，必王天下。周室之王，文王之功，故观其书，知周之所以得王天下之由也。文王身处王位，故以王言之。周公不王，故以德属之。人异，故文异。传言观书大史，则所观非一，而独言《易·象》、《鲁春秋》者，韩子主美文王、周公，故特言之。《易·象》，鲁无增改，故不言“鲁易象”。《春秋》虽是周法所记，乃是鲁事，故言“鲁春秋”也。《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