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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突然就怔着了。原来这个姑娘就是米拉呀！我的脑子里立即浮现出米拉露着肩膀换药的情景，我看见她长着一颗黑痣的脸，看见那个德国军官把一朵白花扔进了她背后的墓坑，看见她面带微笑走向了绞索……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我们在春天加入游击队，敌人的末日即将来临……这个歌声如潮水一样在我耳边响起来。
阿尔塔
在夏天，通常在６点左右，地拉那的天开始黑下来。这时候，几乎所有的地拉那居民都会走出家门，外出串门，散步，或喝咖啡。阿尔巴尼亚的作息时间是早上七点上班，一直做到下午三点。这时大家下班回家吃饭，然后好好来个午睡。醒来后，正是精神爽朗。这时的地拉那的街头，到处是闲逛的人。从地拉那大学到斯坎德培广场这条大道上，咖啡店鳞次栉比。市中心有一片连成一体的花园别墅，那是恩维尔·霍查的故居。这里依然鲜花盛开，在建筑群的一角，辟出了一大块地作为露天咖啡园。在一丛从的玫瑰旁边，头上樱桃树沙沙摇动。这时你坐在近路边的座位上，喝一杯加冰块的意大利咖啡，眼前鱼贯而过的是穿着极清凉，一个比一个漂亮的阿尔巴尼亚姑娘，你真会有一种乐不思蜀的感觉。
然而在我刚到地拉那的那一年，我和李明没心思玩乐。通常在天黑后，要去见翻译阿尔塔。
阿尔塔住在地拉那城西边火车站附近的一座公寓。那时她家没有电话。可她家有个临街的窗口。每次我们远远看见她家的灯亮着，知道她在家，就会松一口气。那种感觉好像是海上的水手看见灯塔一样。那个时候，我们的大量药品已经到来。可并没有找到买家。虽然这里极其需要中国的低价药品，但这里的医院和药房的采购权在卫生部手里。在卫生部下面有个国家药库，叫ＦＵＬＬ ＦＡＲＭＡ。我们得把药品卖给他们，可到现在为止，我们一直搞不清楚谁是决定买药的人。我们现在开始着急了，可是在白天，我们只能无所事事。翻译阿尔塔在政府的内务部上班，她只能在晚上的时间为我们工作。所以那时，我们老是盼望着夜幕早点降临。
其实这样真的很不方便。我起初很不明白李明为何要用三百美金雇用一个夜间才可以用的兼职翻译。当时地拉那会说中文的阿国人很多很多，一百美金就足够雇用一个全职的翻译。但李明觉得，阿尔塔有与他人不一样的能力，尽管这种能力有时会使得李明害怕。在不久以后，我就信服了李明。
阿尔塔无疑是个漂亮的女人。她总是剪着棕色的短发，个子修长，眼睛碧蓝碧蓝的，笑起来像个小孩子。她那时大概四十来岁，皮肤开始有了皱纹，她对穿着打扮不大在意。我好像对她的性别不很敏感。记得有一回在我们的住处，李明和阿尔塔在房间里说话，当时我进了那个有个大铁盆的卫生间，忘记关门就哗哗地撒起尿来。共青团干部出身的李明当时就气愤地大声提醒我：讲点文明！阿尔塔在这里呢，你怎么连门都不关！我听到阿尔塔在哈哈地笑着。这时我才赶紧关上门。
阿尔塔来自阿尔巴尼亚北部的撒兰达，那里的海岸是欧洲最美的，银白色的沙滩，墨绿的橄榄树浓荫，柠檬树的花到处开放。阿尔塔的身上就是散发着这种海洋的气息。她在十六岁那年就成了阿尔巴尼亚的女子跳高和一百米短跑冠军。一九七五年她来到了中国，先是在北京外语学院学了一年中文，然后就到北京体育学院专门训练跳高和十项全能。虽然那时中阿关系已经降温，但阿尔塔在中国依旧过得十分的开心。她说那时她经常和中国国家队一起训练，和后来破世界纪录的倪志钦关系很好的。她说这些时眼睛里流出柔情，可那次米里突然走进来。她戛然而止，好像有点脸红。
她回到阿国后，却离开了体育界。国家让她做更重要的工作了。阿尔塔从这以后的经历对我们来说是个黑洞。她从来不会说这些事情。后来，我们从一些渠道知道了些事情。阿尔塔曾经做过谢胡的中文秘书。谢胡是当时的总理，霍查的接班人。
有关谢胡，稍有点年纪的中国人大概都有点印象。他当时在阿尔巴尼亚的地位很像是林彪。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和霍查吵了一架，起因是谢胡的儿子爱上了一个有海外关系的女排球运动员。次日凌晨，谢胡就自杀了。霍查宣布了谢胡是叛徒，是南斯拉夫的间谍，开除了他党籍，株连了他九族。不过后来有很多说法：谢胡不是自杀，是被霍查派在他身边的人暗杀的。
阿尔塔家住五楼。每当我们气喘吁吁爬上楼，她家的门总是紧闭着的。按门铃后，要等好久，你能看见门里边的猫眼里有眼睛贴了上去，看见了我们，门才会打开。
通常，阿尔塔这时还围着围裙做家务。如果米里这时在家，他一般是坐在客厅里抽烟。看到我们来了就会客气地站起来握手问候。米里当年也是在北京体育学院读书，他是阿国的链球冠军。他的个子极其健壮，体重达１２０公斤，可人看起来还比较腼腆的。现在他是地拉那体育俱乐部的头，不过那俱乐部其实是名存实亡。有时米里会去一家青田人开的中餐馆做翻译，但更多的时候他要喝酒。喝过酒以后他就会喜欢说话了。我们和米里抽烟说话，耳朵却在听着厨房里或者洗衣房里的阿尔塔的声音，盼望她早点做好家务。通常她做好了家务，会穿戴整齐，提着她那重得出奇的牛皮公事包，带着我们出去了。
现在我还记得那时在昏暗的街巷里，阿尔塔总是有意无意地走在前面，和我们形成一个三角形。她走得很快，还总是贴着阴影的部位走。在转弯的地方，她还会检查身后，好像怕人家盯梢。她带我们见了很多的人，大部分是些夸夸其谈者。但我们还是能感觉到，我们要找的那个人正步步接近。
阿尔塔有两个儿子。大的叫罗伯特，小的叫内迪。我第一次看见他们时，他们还是孩子。但当我五年后再次看见他们时，他们已是彪形大汉。
阿尔塔家还有一只猫，很大很大。有好几次我看到阿尔塔手臂上有长长的血痕。她说是被猫抓的。
药剂师阿里
按照阿尔巴尼亚卫生部的规定，药品在进口之后，需经过阿尔巴尼亚国家药物总检验室的检查许可，才可卖出。我们在货柜到达后不久，要去找药剂师阿里先生。阿里先生当时就在国家药物总检验室工作。他是兼职做我们的药剂师，不过他已说好，下个月要辞职，专门为我们工作。
药检局在地拉那总医院的马路对面，是一座圆形建筑，有一条小桥连接到马路。我是第一次到这里。这个环形的走廊有很多房间。我们无法找到阿里先生。记得那次有个房间的门打开了，走出一个穿白工作服的金发姑娘。她马上客气地用英语打招呼：你们好，我可以帮助什么吗？当时我已啃了一册新概念，会一些简单的英语了。我说我们要找阿里先生。她就说阿里先生在楼上的５０４房间。后来我知道了这个姑娘名字叫伊丽达。在一年多后她成了我们的药剂师，和我一起工作了半年时间。后来她又开了自己的药房。但最后被人枪杀了。
阿里先生在他的实验室门口十分热情地迎接了我们。他在五十年代就到中国留学。中文
一直没忘掉。不过他的礼貌之周到，问候语之多令人难以承受。我的感觉里，阿里先生极像契诃夫那篇有名的小说《一个小公务员之死》里那个打了一个喷嚏的公务员。他的实验室里全是玻璃试管、烧杯、滴定器，充满浓烈的化学试剂气味。他让我们坐下。他在一只广口烧瓶里注满了水，用固定器将它架在空中。然后在它底部点上一只酒精灯。浅蓝色的火焰轻轻舔着烧瓶的底部。
“怎么样，李先生，陈先生，你们都好吗？”阿里先生满脸堆笑，开始了他的问候。
“好啊，好啊。”我们赶紧说。
“好得厉害吗？”阿里先生这句中文不知从谁那里学来的。
“好得很厉害，非常厉害，ＶＥＲＹ厉害。”我们坚定不移地回答。
这时那酒精灯上面的广口烧瓶里的液体开始冒出气泡，呈沸腾状了。阿里先生从抽屉深处取出一只陈旧的铁盒，上面有杭州西湖的图画。他打开铁盒，从里取出少许茶叶，倒入沸腾的烧瓶里。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