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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是“道通为一”的“一”的意思，不要搞错了。只向一点上钻牛角尖，他认为自己最高明，不晓得向大同方面钻，这些人叫“朝三暮四”。怎么叫“朝三暮四”？有一位“狙公”，一个养猴子的老头，动物园的院长，拿板粟喂他养的很多猴子，（“予”，像板栗一样的另外一种食物，究竟是什么，考据出来甚是为难，这个东西是猴子喜欢的食物。）本来每天早上喂四个，晚上喂三个，有一天，老头子好玩，忽然对这些猴子讲：明天开始，早上喂三个，晚上喂四个。猴子就吵了。老头说：仍然是早上喂四个，晚上喂三个。猴子乖乖的。世界上的人都是这一群猴子，高明人玩一切众生像玩猴子一样，反正七个板栗给你吃就是了。时间安排不同，位子安排不同，你不要这么高兴，骂你一声混蛋，你气得非要打架，恭维你天下第一，这一下高兴了，实际上都是给人家玩弄。这就是“朝三暮四”、“暮四朝三”的道理。所以，庄子最后一个结论：“名实未亏而喜怒属用，亦因是也。”等于那个喂猴子的老人板栗一天喂了七个，实质并没有变，只是把观念变一变就受不了。
民曰未便
你不要小看这个故事，社会学、经济学、哲学的道理都在内，政治上的道理也一样，领导政治的人很困难，一个政策一转变，明明这个办法拿出来，全社会全世界都有利的，开始老百姓绝对反对，不习惯，如果一件坏的事情习惯了，叫他改变也会觉得不习惯。所以我们读了历史，非常感叹，历史上有“民曰未便’这种事，老百姓习惯了的，法令办法有改变，闹起来造反了。实际上造了半天，改变了的就是“狙公赋予”。
历史上的商鞅变法，当时改变政治的“法治”主张，第一项是针对周公的公产制度。商鞅在秦国的变法，首先是经济思想改变，主张财产私有。由商鞅变法，建立了私有财产制度以后，秦国一下子就富强起来了。但商鞅开始变法的时候，遭遇打击很大，关键就在四个字：“民曰不便”，这一点大家千万注意，这就讲到群众心理、政治心理与社会心理。大家要了解，人类的社会非常奇怪，习惯很难改，当商鞅改变政治制度，在经济上变成私有财产，社会的形态，变成相似于我们现在用的邻里保甲的管理，社会组织非常严密，可是这个划时代的改变，开始的时候，“民曰不便”，老百姓统统反对，理由是不习惯。可是商鞅毕竟把秦国富强起来了。他自已失败了，是因为他个人的学问修养、道德确有问题，以致后来被五马分尸。可是他的变法真正成功了，商鞅这一次在政治上所做的改变，不止是影响了秦国后代的秦始皇，甚至影响了后世三千年来的中国，中国后来的政治路线，一直没有脱离他的范围。
由商鞅一直到西汉末年，这中间经过四百年左右。到了王莽，他想恢复郡县，把私有财产制度恢复到周朝的公有财产。王莽的失败，又是“民曰不便”。王莽下来，再经过七八百年，到了宋朝王安石变法，尽管我们后世如何捧他，在他当时，并没有成功。王安石本人无可批评，道德、学问样样都好，他的政治思想精神，后世永远留传下来，而当时失败，也是因为“民曰不便”我们读历史，这四个字很容易一下读过去了，所以我们看书碰到这种地方，要把书本摆下来，宁静地多想想，加以研究。这“不便”两个字，往往毁了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也毁了个人。以一件小事来比喻，这是旧的事实，新的名词，所谓“代沟”，就是年轻一代新的思想来了，“老人曰不便”。就是不习惯，实在便不了。这往往是牵涉政治、社会型态很大的。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对于这种心理完全懂，于是就产生“突变”与“渐变”的选择问题。渐变是温和的，突变是急进的。对于一个社会环境，用哪一个方式来改变比较方便而容易接受，慢慢改变他的“不便”而为“便”的，就要靠自己的智慧。
像当年在四川成都开马路的时候，就发生这种事，那时的路都是石头铺成的，下雨很滑，成都当时开马路很困难，当时群众认为破坏了风水，大家反对，所谓五老七贤，出来讲话，硬是不准开。五老七贤是满清遗老，地位很高，财产很多，学问很好，社会力量很大。后来有一先生（他是在这里去世的，后人叫他军阀），他实在没有办法，有一天，他请五老七贤来吃饭，这边在杯酒联欢吃饭的时候，那边已经派兵把他们的房子一角折掉了，等五老七贤回家，已经是既成事实。随便大家怎么骂法，而事情还是做了。等到后来马路修成了，连瞎子都说：有了马路走路不用手棍了。天下事情，有时要改变是很难的。有时必须要以逆众意，违反大众的意思坚持正确的政策。要有这个但当。这就要谅解他这样是为了长远的公利，也有的时候，在执法上违反了自己的私欲，宁可自己忍痛牺牲，这都是难能可贵的。
一个时代，一个环境，譬如我们这个环境，假如下一次来改变了，许多人就会觉得“民曰未便”，一定一塌糊涂，其实都是心理作用。很多事情，不但政治、社会、家庭也是这样，你的孩子读书不用功习惯了以后，一下又叫他用功，“民曰未便”，他也不会用功的。所以，“朝三暮四”“狙公赋予”这个故事所包含的哲学意义，很深的人生实用经验，太多的道理，你当一个笑话听过去了，那就辜负了庄子。
道并行而不悖
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
形而上之道无是也无非，无善也无恶，形而下之道，有是非，有善恶。那么，得道的“圣人”，取形而下之道，人与人之间怎么处呢？一个字，“和之以是非”，是非善恶要调和。这个“和”就是《中庸》这个“庸”的意思。《中庸》也提到“中和”这个“和”字，“至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所以有人提出子思著《中庸》是根据《庄子》来的。
所以得道的圣人，晓得形而下有是非，是非是绝对的，只有调和它，中和了，在人道，在形而下就好多了。但是还不行，要进一步“休乎天钧”，这是庄子取的名字，“天”就代表形而上道，“钧”就是平衡，像天地一样的公平。像天地一样的公平，怎么调和？这就是智慧之学。依我们看，天地并不公平，当我们喜欢热的时候，它偏要冷起来；当我们喜欢冷的时候，它偏要热起来。但是，这个天地有了白天给你闹，还有夜里给你休息，它又是很公平的。要怎么才能做到天地一样的公平呢？这个中间的调和，要参透天地的造化，“而休乎天钧”，在《庄子》里提出来，这叫做“两行”。“两行”的道理，拿我们现在的观念，认为庄子是主张双轨的。许多东西都走双轨的路线，走双轨的路线往往发生矛盾，发生争斗。实际上，“两行”的道理不是双轨，也就是孔子讲的一句话：“道并行而不悖”。
讲到这里，我们不要被庄子文章汪洋倘恍迷住了，说了半天，还由逻辑讲起，自己各说一番道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然后他又批评了每一个人所用的逻辑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形成，天地间没有真正的是非，形上、形下都讲遍了，中间引用的很多。庄子的文章等于我们去看一个喷水池一样，万花筒喷出来，给灯光一照，五光十色，水池里头波浪起伏，就这么一个画面。但不要被骗住了，我们还是要看水，不要看那个现象，看现象已经上了庄子的当。他始终讲形而上的道，现在还没有讲到中心来，还在中间转。下面，庄子又提到道的影子啦。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果且有成与亏乎哉？果且无成与亏乎哉？有成与亏，故昭氏之鼓琴也；无成与亏，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师旷之枝策也，惠子之据梧也，三子之知几乎？皆其盛者也，故载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异于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坚白之昧终。而其子又以文之纶终，终身无成。若是而可谓成乎，虽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谓成乎，物与我无成也。是故滑疑之耀，圣人之所图也。为是不用而寓诸庸，此之谓“以明”。
生命的来源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