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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相信那些作者们是赋予你灵魂的，于是我便把灵魂交给了你。
5我庆幸在你的千千万万个同伴之中选择了你。
在你的潺潺如流水的婉转之中我学会了去领悟作者们对人生的细腻感受；在你的铮铮如铁骨的壮烈之中我学会了在人生的旅途上不去放弃，而是拼搏。
我喜欢你的清新、闲适；我喜欢你的躁动、激昂。
你是永远矛盾着的生命的记录。
你是播种着智慧播种着希望的殿堂。
你是风霜中永远烯着的不灭的诱惑。
你是丽日里吹醉游人的一阵清风。
勇敢来自锻炼
祝您健康
窦国祥
我在俄罗斯工作期间，对于俄罗斯政府和人民十分重视培养少年儿童的勇敢精神，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种培养主要是通过各种形式的体育锻炼来实现的。
我去过新西伯利亚市、伊尔库茨克市和规模较小的戴希脱和波拉茨克等地，见到任何一个居民区、居民点、或是几幢住宅楼中间，都有各种体育设施，单杠、双杠、吊环、荡板、滑梯、秋千、转轮、球场等，一出家门就可锻炼。
西柏利亚的气温常在零下35~40℃，终日不断的鹅毛大雪、刺骨的寒风、冻僵的大地，这时的室内，由于有暖气，温暖如春，只要穿一件薄毛衣就行。但是，孩子们不愿呆在家里，宁愿在冰天雪地中活动。年轻的妈妈用车推着婴儿在阳光下散步，或是干脆把车和婴儿搁在那里，自己去干自己的事；两三岁的幼儿自己就在雪地里爬。我住在医院的宿舍里，每天见到这些小孩在雪地里玩，跌倒了自己爬起来，妈妈和别的人很少去担心他们是否跌坏了，总是让他们玩个够。五六岁以后的孩子，就开始做更为复杂一些的运动。坐在装有滑轮的木板上，或是站在滑板上，从高处向低处迅速滑下。有一次，我见到一个不过五岁的男孩，在下滑时，滑板撞在一个树桩上，他被撞倒后跌得鼻子出血，额头鼓起一个大血包，但是没有一个人去扶他，他坐在地上哭了几声后，又爬起来继续运动了。更多的女孩子喜欢穿着溜冰鞋，轻轻地舒展着自己的肢体，像燕子一样飞来飞去，令人羡慕。也有的女孩，不过七八岁，胆子很大，从八九米高的斜坡上往下冲刺，然后稳稳地站住脚跟。
我有很多次，站在旁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生怕她们摔倒，跌成骨折，但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1991年圣诞节，我是在新西伯利亚市度过的。孩子们把雪堆得是有四层楼那么高，然后一个个从顶端往下滑，再爬上，再往下滑，一刻不停，没有一个孩子落伍。这些小朋友的体力是很强的。有几次，我见到几个小孩在雪地上躺着晒太阳。我跟大人说，这样要冻坏的。他们笑笑说：“没有事。”严寒锻炼了人的耐力，也锻炼了意志。
西柏利亚的春天十分短促，到处都是冰雪消融后的泥泞。雪停了没有多少时间，就进入初夏时节，孩子们便欢快地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到密密的森林中去采集野果、蘑菇、蕨菜等；到河里、湖里去游泳，去乘汽艇遨游；到儿童乐园玩各种游戏；到草地上去野营。在伊尔库茨克市医院附近，也有教授日本柔道和中国气功的培训班，一些学生课余也去学习。那里的署假放三个月，孩子们经常随父母到外地疗养，旅游，晒黑一身皮肤。当时日照长，到午夜后太阳才下沉，小孩多半一直玩到天黑了才回家。他们吃得很简单，菜很少，有的只吃黑面包和牛奶，但由于重视锻炼，体质的确不差。有的孩子还被安排到部队去过夏令营，经受更严格的磨练，显得勇敢、
悠然下山去
南风窗
栖云
森林中举办比“大”比赛。老牛走上擂台，动物们高呼：大。大象登场表演，动物们也欢呼：大。这时，台下角落里的一只青蛙气坏了，难道我不大吗？青蛙嗖地跳上一块巨石，拼命鼓起肚皮，并神采飞扬地高喊：我大吗？不大。传来一片嘲讽之声。
青蛙不服气，继续鼓肚皮。随着“嘭”的一声，肚皮鼓破了。可怜的青蛙，至死也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大。
我的一位朋友，是个登山队员，一次他有幸参加了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活动，在6400米的高度，他体力不支，停了下来。当他讲起这段经历时，我们都替他惋惜，为何不再坚持一下呢？再攀一点高度，再咬紧一下牙关。
“不，我最清楚，6400米的海拔是我登山生涯的最高点，我一点都没有遗憾。”他说。
我不禁对他肃然起敬。联想起人生，一个人不怕拔高，就怕找不到生命的至高点。任何事情都存在突破口，但不是任何人都能够穿越突破口，抵达更高的层次。”“如果说挑战是对生命的发扬，那么明智该是另一种美好的境界，是对生命的爱戴和尊敬。一个不懂得珍惜生命的人，命运会给予他惩罚。
那样，揣一根坐标尺上路该是何等重要！它能督促我们不懈努力地攀登，又能提醒我们恰到好处地戛然而止。
仰之弥高，那是笨蛋的愚蠢和贪婪。一个智者，此时此刻，也许悠然而从容地下山去了。□
尤今看人生
南方日报
尤今
背后那双眼那一年，我读中二。
清楚地记得：当时《南洋商报》有个服务版，每周都拨出一定的版位，让读者免费刊登“征求笔友启事”。
我是个终日把自己囚禁于文字的女孩——既爱读，也爱写。握在手中的那管笔，仿佛藏了千军万马，老是呼啸着想冲出来；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却是个木讷口拙而又孤僻离群的人，因此，以笔交友，对于社交生活一片空白的我来说，充满了一种难以抵挡的诱惑力。
一日，鼓起勇气，以“漪佩”为名，拟了一则“征友启事”。
两周过后的一个早上，才踏出房间，便听到爸爸喊道：“过来。”
指着报上的那则征友启事，问道：“这漪佩，是你吗？”爸爸那张好像“发霉面包”的脸，使我本能地起了战栗性的惧怕，以细若蚊子的声音应道：““是。”
接下来那一周，信件惊人地多——不是一封一封地飞来，而是一叠一叠地涌来，信箱几乎都被撑破了。
爸爸坐在身边，拆信、读信，然后，成堆成堆地用像皮筋子捆起来，表情肃穆地嘱我拿去丢掉。我倔强地忍着眼泪，照他的指示做。信从十多层楼上往垃圾桶扔下去时，发出了闷闷的声音，我明显地感觉到悲哀像一阵黑黑的风，冷冷地掠过我挂了一块铁的心。
以后，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件事一直是我心里很大的一个疙瘩。它连同生命里许多快乐与不快乐的事儿深深地埋葬在我记忆的底层里。
事隔30年，在接受资深记者黄丽萍小姐的访问时，爸爸忽然提起了这件尘封已久的往事，说：“我怕她误交损友，所以，不让她回信。”
听到这话，眼前立刻浮起一个瘦小的背影。她站在垃圾桶前，把信一捆一捆地往下丢，长长的脸，满满的都是怨；细细的眼，湿湿的都是泪。可是，这女孩，没有想到，她的背后，有一双充满关怀的眼睛，如同照明灯一样，为她照亮前面的道路。
等意识到背后有这样一双温暖的眼睛时，这女孩，已为人妻、为人母了；而且，她也正以同样的目光，注视着她自己的孩子哪！
幸福的饮料记不清那是多少年前的旧事了。
台湾已故散文家钟梅音女士随同夫婿余伯祺先生旅居新加坡。
一日下午，到她坐落于加东的寓所造访她。天南地北，不知时光流逝。时钟敲响六下时，余伯祺先生下班归来了。温文娴淑的钟梅音女士立刻站了起来，替他接过了公事包，搁到收拾得纤尘不染的柜台上，然后，施施然地走进了厨房，倒了一杯茶，双手递给坐在沙发上准备翻阅报纸的夫婿。余伯祺先生接过了茶后，双眸微笑地瞅着他的夫人，低声说：“谢谢。”
当时，我坐在餐桌旁，默默地把这一幕收诸眼底，心里有一根弦，很温柔地被拨动了。小小的一杯茶，蕴藏了多少隽永而温馨的夫妻情啊！工作合约期满而离开新加坡后，钟梅音女士又随同夫婿移居美国，我们一直音讯不绝。我知道她忙于写作、绘画，也知道余先生一直支持她的艺术活动，努力为她创造优渥的环境，让她在全无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安心从事创作。她的生活，一直过得安定而美满。
8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