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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文坛上，有哪部文学性的现代作品，是刻绘这类人物的，（历史小说除外。）“狂风沙”动笔前，我就思考过这一点，我的结论是：大仲马能写达太安，我为何不能写关东山？成功失败是另一回事，作品中文学的质素，是不会受时下一般错误意识影响的。
再其次是适度夸张的问题：民间传说的鲜活性，全得自于适度的夸张，对于人物，更是如此；像武松、李逵等英雄人物，所以能留给读者极深的印象，乃由于诸多夸张情节所造成。我写关东山等人，不愿意使用失实的夸张，破坏作品的自然与真朴，问题是在若干童年印象的本身，就蕴含着原始夸张性。我在写作“荒原”一书时，就有过这样的经验；比如洪泽湖东岸的红草荒原，若以今日成人的眼光去看，也许祗是一片宽长数里的荒地罢了，可是，它在我童年眼里，却是一片广阔无际的海洋。狼呢？少数的狼是有的，但在听取众多有关狼的恐怖传说而惊疑骇惧的幼小心灵中，仿佛每一波草浪下面，都伏有噬人的狼群；又如歪胡癞儿那个人物，是我依据童年所见的一个老兵写成的，今天看起来，他也许祗比常人较高较壮些罢了，但在当时的眼中，他就是另一个张英武。在“荒原”中，我虽忠实的唤回童年的记忆，实际上，它仍免不了那种原始的夸张性。
“狂风沙”一书，既是依据传说为主体写成的，而传说的夸张性远较童年与成人间真实印象的差距为大，我如何适切掌握，使书中的人物不远离真实呢？
这三种顾虑，时时苦恼着我，一直到动笔时，我仍无把握克服它，任它在我心上，形成一种令人窒息的重量，但我终于动笔了。
这部近百万言的、篇幅巨大的作品，经皇冠杂志连载经年，都是在边写边载的情况下进行的；对于一个同时荷负着生活重压的职业作者而言，这是一种不得而已的方式。虽然在写作期间，居地和生活都有了变迁，我仍然按照预定的计划，勉力写完了它，对于我本身而言，总算是一种安慰，——终于把心头重负减轻了。
对于已经完成的作品，我没有解释的必要，我祗是籍此说明此书脱胎和孕育的经过，简答关心“狂风沙”的读者群的问询。我知道，任何一部作品，都必需赤裸裸的面对着批评的炮火！——虽然我对于某些不读全书就大发高论的批评家们一向就缺乏信心。也许他们祗抱着某种敏锐的直感，捏捏书页就如此吠叫：
“砖头！砖头！可不又是一块砖头！”
无论如何，我总将是坦然的。
而西宁兄对我一贯的严苛的督责、彭歌兄对我过份的鼓励、童真夫妇来函指正，都是我深深感激的，我必需对作品中任何微小的缺失负责，在远遥的文学长途上，端正我的行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