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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斤澜不同：
北京有口锅，供作家们舀饭吃。我守在锅边，足足地够五十年有余了。眼见这口锅时冷时热，也干过，漏过，煳过，也挨过砸。舀饭的也多有不同，有专指这口锅生活，还有不过借个站脚地方，转身就赶车上路——也许是锦绣前程，也许是歧路迷津，也许无非浪荡江湖。日长月久，老一辈也抽签似的一个个乘鹤西去。新近，这口锅添水添米，架笼架屉。热气腾腾里，新星如云，高手若霞，好一番新世纪开光的气象。
林斤澜的语言多概括，多跳跃，多喻体，信息量大。有一回，我对林斤澜说：“汪曾祺的语言当然无可挑剔，你的语言更有个性，你们也不好比。”林斤澜断然地说：
“他的语言功夫比我好！”
又说：
“语言这东西，好像一块板放下去，汪曾祺的板四角不翘，我的板总有一只角还翘。”
林斤澜说，汪曾祺语言炉火纯青，不佩服也是不行的。明明白白的几行汉字，可背后有气象氤氲，沧海月明，蓝田玉暖。
林斤澜说，汪曾祺对他所提的意见，没有听进一句话。和“小说就是回忆”一样，汪曾祺还有一句话：“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林斤澜认为这句话有对的地方，但过了头，沾沾自喜或者口头说说，都是可以的，不要见诸文字。汪曾祺听不进。汪曾祺给自己定位上，还有一个坐标：“通俗的”和“抒情的”。他所谓“通俗”，并非下里巴人，是说有广大的读者。“抒情”是说艺术品位。后来把这个坐标“升华”了一下，叫“社会效果”和“美学感情”。林斤澜也认为不提为好。“你的社会效果相对弱，你叫读者敬佩你的艺术就得了。”可是汪曾祺不听。我读《汪曾祺全集》，从第三卷开始，多处看到“社会效果”，有的句子好像不是汪曾祺说的一样，比如：“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写作，还是得考虑社会效果，真不该是作者就是那样写写，读者就是那样读读。‘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得失，首先是社会的得失……”
汪曾祺有一篇小说《黄油烙饼》，里面的“核”是干部一开会就吃饭那一段。林斤澜建议，把“三级干部会就是三级干部吃饭”的“吃饭”改成“会餐”，可能好一些。这个词当时很流行，谁也明白。汪曾祺想了想，摇摇头，说不好，最后还是没改。
这，当然是无关紧要的事。
汪曾祺是非常自信，自视甚高的一个人。
有一天，林斤澜对他说：“阎肃有时文章写得不错。”汪曾祺没有说话，只见鼻头发声：“哼！”
邓友梅说：“他写文章谈论我的作品，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烟壶》发表后，《文艺报》要发表评论文章。想找位既熟悉我又熟悉北京的作家，问我找谁好。我说汪曾祺，果然找他一说他就写了。文章发表后我向他致谢，他说：‘先别高兴，我还有话没写上呢。你那个库兵不行，是个多余的人物，这篇小说没他什么事也碍不着，只因为你对这个人物有兴趣就写上了。这不行！破坏了结构的严谨。我只在文章中说你九爷写得好，没提这写得不好的库兵，给你留点面子，当面这意见还得告诉你。’”
可是，他对林斤澜还有话：“友梅那个东西，是通俗小说！”
叶兆言说：“高晓声神秘兮兮地告诉我，说汪曾祺曾向他表示，当代作家中最厉害的就数他们两个。天下英雄，使君与操，余子谁堪共酒杯。我一直疑心原话不是这样，以汪曾祺的学养，会用更含蓄的话，而且汪曾祺骨子里是个狂生，天下第一的名分，未必肯让别人分享。”
汪曾祺有这个“表示”吗？我以为是可能的。但我不知道这话是什么时候讲的，我更想了解的是，在汪曾祺眼中，好友林斤澜到底是个什么位置。不会在《十年十癔》（１９９６）出版之后“表示”吧，也不会在《矮凳桥风情》（出书在１９８７年５月，其中《溪鳗》发表在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号《人民文学》上）出版之后“表示”吧，倘若之前，这个表示的确是正确的。——在林斤澜，高晓声也是好友，互相位置孰高孰低他还真不计较，但读者应该是明白的。我认为，林斤澜是从《溪鳗》开始，才算找到自我，才建立短篇小说大师的地位，后来他当然在高晓声之上。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的一天，汪曾祺在温州的洞头对我说：“诺贝尔奖算什么？川端康成算什么？他值我的老师沈从文吗？！”
李陀说：“汪曾祺外表谦和，给人以‘心地明净无渣滓’的印象，但实际上骨子里又好胜又好奇。人若不信，只要读一读他在１９８２年写得《桃花源记》、《岳阳楼记》两文，就不会认为我是瞎说。当年在《芙蓉》双月刊的目录上一见这个题目，我真是吓了一跳，且深不以为然：这老头儿也太狂了！用现代白话文再写《桃花源记》和《岳阳楼记》？但当我一口气将这两记读完之后，竟高兴得近乎手舞足蹈，那心境如游人于寂寞中突入灵山，只觉眼前杂花生树，春水怒生。不久后，我见到汪曾祺，问他：‘汪老师，《湘行二记》你是有意为之的吧？’汪曾祺不动声色地反问：‘怎么了？’‘那可是重写桃花源记和岳阳楼记，这事从来没人干过。’汪曾祺仍然声色不动，眼睛望着别处，默然不答。我以为老头儿要回避问题，不料他突然转头向我调皮地一笑：‘写了就写了，那有什么！？’”
汪曾祺的《桃花源记》的确好，但陶渊明的美丽童话怎能替代？汪曾祺的《岳阳楼记》就弱了。他还有一篇《故乡的野菜》，是《钟山》杂志命的题，我以为汪曾祺没有输给周作人。与前人比一比，输还是赢，“那有什么！”
汪曾祺在《泰山片石》中说：“……李白的‘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就有点洒狗血，李白写了不少好诗，很有气势，但有时底气不足，便只好洒狗血，装疯。”
汪曾祺就说李白洒狗血，“那有什么！”
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每有诗成，总说：“某某看到这首诗，肯定气死。”——文人张狂一点，我以为有可爱处，问题在于是你有没有资格张狂。张狂的人也实在太多了。汪曾祺是有这个资格张狂的。至于如深山挥汗开石的石匠的那种文人，一辈子默默攀登艺术大山，荣辱皆忘，那当然算是可敬的。
汪曾祺在《小说创作随谈》中写道：“在北京有个年轻同志问我：‘你的修养是怎么形成的？’我告诉他：‘古今中外，乱七八糟。’”
汪曾祺的这句话，我以为是随便说说的。他一辈子当然读了“古今中外”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但他的继承性是明显的。
汪曾祺在《谈风格》里又说：“一个作家读很多书，但是真正影响到他的风格的，往往只有不多的作家，不多的作品。有人问我受哪些作家影响比较深，我想了想：古人里有归有光，中国现代作家是鲁迅、沈从文、废名，外国作家是契诃夫和阿左林。”
归有光、沈从文的影响，当然是明显的。
在《两栖杂述》中，他还提到少年时“从韦子廉先生学习过。韦先生是专攻桐城派的。我跟着他，每天背一篇桐城派古文。姚鼐的，方苞的，刘大和戴名世的。加在一起，不下百十篇。”这可不能小看，这对他写作的影响（特别是写作的基础）肯定是很深远的。“桐城派”是中国散文的集大成者？熏开创者为方苞。方苞继承了谁的风格，归有光！这一派讲究“文气贯通，注意文章怎样起怎样落”，要求语言“雅洁”，可却相对不重内容（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和《狱中杂记》是个例外）。大体来说，汪曾祺与“桐城派”是相当合拍的。汪曾祺的语言成就之所以登峰造极，当然主要和他用心古文有关。汪曾祺的内容没有刀光剑影，没有离奇怪异，多日常，多平易，多轻淡，多抒情，多亲切，下笔细腻，可在“桐城派”，主要是归有光那里找到神韵。
对于沈从文先生，不必多言。沈“崇青绿”。沈从文“投奔自然，他的翠翠、爷爷、渡船都是自然的色、自然的声、自然的形，连那黄狗也没有名字，自然而然叫做狗。虽然作家不会明说‘天人合一’，却明显着太古的和谐，原始的人性的美。”（林斤澜语）
汪曾祺“踩着沈的脚印，可以说亦步亦趋……师徒两位都认美为生命，供奉人性，追求和谐。”师徒两位也有区别，汪曾祺并“不遁入自然，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