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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十八年，邵元节病死前又向来厚熄推荐了一方士陶仲文，陶画符念咒、阿谀逢迎的本领，更胜邵元节一筹。陶教唆朱厚熄用童女初至的经血做原料，制作“元性纯红丹”，说服后可长生不老。于是，朱厚熄便传谕全国各地官员，挑选即将初潮的少女进京。三年之内，便有数千名民间淑女被召进宫内。这些女子，充当着采经血炼丹和供朱厚熄淫乐及做奴婢使用的三重身份。明“后七子”的领袖王世贞，曾写一《西城宫词》，记述了这些少女的悲惨遭遇：
两角鸭青双结红，
灵犀一点未曾通。
只延身做延年药，
憔悴春风雨露中。
嘉靖二十一年初冬的一个深夜，这些奉旨进京的民间女子因不堪凌辱，便发动了史称的“壬寅宫变”。十几个宫女，乘朱厚熄淫—乱看酣睡之际，先用黄绫蒙其脸，又用长绳勒其颈。因宫女们慌乱中结绳时误栓为死扣，只得来—厚熄勒昏，并未勒死。朱厚熄被大监救活后，拳与宫变的宫女全部被处死。
吏治腐败是封建皇权制度的最大腐败。官员任免，常是皇帝一人钦定。若是遇上明君，还尚能唯才是举，因能受任；要是碰上昏君，则断然会呼朋引类，任人唯亲。这必然会造成“用不才之士，才臣不来；赏无功之人，功臣不劝（唐王维）”的混乱政局。朱厚熄从称帝到死一直沉湎道教，始终与一批窃幸乘宠的道士沆瀣一气。他曾拜邵元节为礼部尚书，给一品服俸；后又尊陶仲文为帝师，并接连加封陶为少保、少傅、少师。一个道士将“三孤”尊号集于一身，这在朱明一朝，是绝无仅有的奇闻。陶仲文的子孙、徒弟，也大都被封官加爵，白日飞升……
卑躬屈膝、谄媚求荣从来不会出自正直、纯净的心灵。见朱厚蟪对遭士是那般尊崇，委官授职又是那样的昏聩，一些心地卑劣的无耻之辈，也纷纷赞玄卑道，不惜缩小和出卖自己的灵魂，削尖脑袋钻进皇权政治的核心。
严嵩本乃弘治十八年进士，因在嘉靖初登基时发生的“大礼仪之争”中，不顾礼法，为朱厚熄辩护有功，被擢升为礼部侍郎，转南京礼部尚书。严嵩见嘉靖帝痴迷道教，便常献“青词”，以悦帝心。“青词”是祷祝神仙的文字，因写在青藤纸上，故称“青词”。青词要厨骈体文去写，读来须抑掳顿挫、辞采飞扬。进士出身的严嵩，便焚膏继晷，雕章镂句，使出浑身解数不断向朱厚熄献青词。这名为写给神仙的青词，实是唱给嘉靖帝的颂歌。颂歌盈盈，乐煞了“活神仙”朱厚熄。他便将严嵩调至京都，委以当朝首辅。严嵩独揽朝纲，竟哄得一心修道的嘉靖视他为攀土珍珠一般。奸相治国，使得官场丑闻百出，民不聊生；也使得边患北来，倭寇东侵，国将不国，朝将不朝……
英国人哈伯特说：“一个父亲胜过一百个校长。”反言之，一个淫乱、骄纵、奢华而无教的皇帝，必然会濡染出暴殄天物、虎狠狼贪的不肖子孙。嘉靖帝因服丹中毒崩殂后，其子朱载重在位六载，也因荒淫无度而中年短折。十岁登基的万历帝朱翊钧，在亲敢后—便暴露出其从祖辈、父辈那里承传下来的贪多务得、荡检逾闲之本性。他日夜躲在后宫，美姬常拥，纵滔作乐，动辄大醉，醉后必怒，太监、中官，常因此而毙命于杖下。万历还抽鸦片，玩花鸟，更醉心于珠宝珍玩。他二十二岁时，便开始为自己修建被后人称为“定陵”的墓地。定陵动用工匠三万，历时六载，耗银八百余万两，这相当于当时全国田赋两年收入的总和。万历对钱财的奇贪，可谓敲骨吸髓，前无古人。这位曾二十五年不临朝的皇帝，尽管极少过问军国大事，但对“赵公元帅”，却比历史上任何一位皇帝都顶礼膜拜。他敕命赋官“税不止商”，连百姓走船行车、养鸡饲鸭、拦马圈牛、起房架屋，也必得交纳税银。税吏过处，“百用乏绝”，“十室九空”。万历这位无耻的皇帝，还全然不顾封建社会君臣之名分，竟然在宫中聚赌当庄家，赢臣下的银钱。更有甚者，他还暗示矿监们以探矿为名，到处开掘古墓，搜挖金银玉器等陪葬品，使富有四海的皇家，变成一群盗墓贼……
明中晚期皇权政治的极端腐败，必然会熏染着王府贵宵，浸染着六部九卿，感染着胥吏隶役。在九十九个贪官及享乐者面前，那不贪不乐的第一百个，便必会被视为“异端”。于是，整个官场便你贪他贪我也贪，不贪白不贪；我乐他乐你也乐，不乐白不乐。
封建王朝最看中的是一个“权”宇。朱元璋在开国之初，为防止藩王割据威胁皇权，在权力方面对诸藩王法禁彀严，使各藩王府几成一种政治摆设，而在俸禄方面又极优厚，朝廷还专门赐予诸藩王府乐曲、乐户，让藩王们在温柔乡中消磨掉政治野心。明中晚期，各藩王府无不过着“金钗象管，乐奏钧天”、“人乳蒸肉，牛心作炙”的靡丽生活。嘉靖帝好道，王公贵族们也大炼金丹。封国在武昌的楚王朱英炝，把大量金银财宝交付道士，以期炼出延年益寿的丹药。楚王府的前庭后院里，正殿偏宇旁，到处矗立着炼丹炉，整日烟熏火燎，使华美的藩王府俨似一座砖瓦窑……
三公六卿在贪婪及享乐方面，严嵩及其于严世藩，当为无出其右者。作为采花大盗的严世藩，称得上一日三餐有美酒，一夜三度做新郎。他在一年之内竟作践蹂躏美女多达九百六十余人。更为下流、卑污的是，严世藩还将与其交媾女子的姓氏、籍贯、身条容色及淫乱过程，俱写在纸上，并藏之金匣。后人将这种“性交记录”，斥之为“淫筹”……
封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大多是喝着儒家文化的乳汁长大的。儒学让人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他们身上，不乏儒家提倡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当君王昏庸时，他们当中也不乏以死进谏的耿介之士。在明代中晚期，当丑恶像一个巨大的枢纽，旋转于皇权的天门时，面对权势那沉重的铁墙，士大夫那“济世拯民”之心，只能柔软得像一只只绣花枕头。于是，历来愿意承担精神导师的知识分子，便完成了一个由愤怒导致悲伤，由悲伤导致失望，由失望导致妒忌，由妒忌导致效仿的心路历程。袁宏遭公开喊出“打倒自家身心，安心与世俗人一样”的口号，表明当时士大夫阶层的彷徨、尴尬与无奈。当时的文入学子，大都与袁宏道的心境一样，致使享乐之风遍布士林。比袁宏道稍晚一些的明末著名文学家张岱，在“自为墓志铭”中，坦陈他有十二好：“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花鸟，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这惊人的直率之言，与传统士子的精神追求大相径庭。这“十二好”，与当今某些人“以情人多为潇洒，以没情人为傻冒”的公开标榜，颇有点儿异曲同工之妙。
当良知的火苗被皇权的魔爪掐灭，当心灵的珍珠被专制的磨盘碾成齑粉，当“文字狱”的铁钳紧紧钳住文入之口的时候，愤世嫉俗的兰陵笑笑生，只得借宋翰覆灭时留下的酒杯，以浇晚明时期社会黑暗的块垒。《金瓶梅》就是在这样的大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借古讽今的伟大现实主义作品。
清朝开国之初，因写《续金瓶梅》而蹲过大狱的山东诸城文士丁耀亢，在其《续》书三十四回中曾援笔发问：“（朝廷）没有廉耻，又说甚么金、瓶、梅三个妇女？即知西门庆不过一个光棍，几个娼妇有何关风俗？”五十八回中，丁氏又将笔锋直指封建皇权：“世上风俗贞淫，众生苦乐，俱要说归到朝廷士大夫上去……”
于耀亢的这两段诛心之论，当应是我们阅读《金瓶梅》时，打开兰陵笑笑生所设下的一个个迷窟的钥匙。
三
大运河是封建帝王享乐的产物。无心插柳柳威荫，隋炀帝抑威始料不及，他的这一“不仁之举”，却分后人开了“万世之利”。
当明代直通京都的运河疏浚凿通后，临清便成了守护京都的军事要冲，也成了保障朝廷和京都市民及北部边关部队供给的商品集散地。《金瓶梅》中多次写到的临清钞关，向由朝廷直派官员署理，说明当时的临清遍地是黄
金，简直可以用筢子去搂。《金》书中数度提及的砖厂，也是由皇宫直派宦官幸臣摄行。当时临清的运河两岸，有官窑近四百座，年产御砖千万余块，使北京成为是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