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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看一个小时的书，之后就独自一个人沿着湖畔的小石板路散步，一边走一边想——他认为在大学时代，他是博览群书的时代，那三年，他把薄的书读厚；而硕士的三年，是他浓缩提纯的时代，他把厚的书读薄。这样走了三年想了三年，他开始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形成自己对专业问题的看法和见识。
他的硕士论文被打了全优，评委会的老师激动地说：“这是一篇我所看到的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论文。其他的论文都是观察筛选，而只有这篇是有思想的，有学术价值的。”
农学论文和其他论文的最大不同是必须来自土地。
“我种了一亩三分地，自己播种、施吧，每一株都不一样，要五点取样，分析哪颗开花，哪颗是空粒，哪颗是秕粒，做切片。我们同学的论文一半是在地里做出来的，光会分析不会种不行；光会种不会分析也不行。前者的论文没有数据支持，后者的论文原则上应该叫观察日记，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学术研究。”
陈锦清选择的课题是当时的热门课题—一—同一株水稻，为什么稻穗的颗粒有饱满和不饱满之分？假设一个稻穗有100颗粒子，其中总有20％是不结实的。研究表明，这是因为稻花有强势和弱势的区别，光合作用的营养首先被送到强势花，所以弱势花就吃不饱，因此弱势花结的粒子就不如强势花饱满，甚至有可能是空粒。那么为什么强势花能首先得到营养？当时的理论认为，植物的营养运输主要是以活性运输为主。被动运输为辅，强势花的细胞活力大，所以它能优先得到营养，这是生命现象。但是陈锦清通过实验，发现强势花和弱势花的维管素不同，强势花的维管索发达，而弱势花正好相反，维管素虽然不发达但细胞内涵比强势花稠密，这说明强势花是以被动运输为主，是物理的，营养通过维管素达到花朵；而弱势花是以主动运输为主，也就是以活性运输为主。因此强势从无论是在什么条件下，都可以结实；但弱势花则条件差一点就空粒。而作为一种植物的自然选择，在进化过程中为了繁衍后代，那么在条件好的情况下，弱势花强势花都结实，而一旦遭遇不好的自然条件，那么就选择让强势花结实，因为强势花虽然先天的细胞活性逊色于弱势花，但其发达的维管素为生命的延续提供了保证。
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阿清同学常常想起自己的硕士课题，他对自己说——要做生命中的一棵强势花，要拓宽自己的维管素，无论什么条件，都要开花结实。所以他很少抱怨条件不好——比如说他初回国的时候，人家说你一个搞基因研究的，连分子实验室都没有，你还研究什么？但是陈锦清觉得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关键在于你要去想办法——强势花细胞活性差但却优先得到营养，在艰苦的条件下颗颗饱满，为什么？生命的道理有的时候是相同的。要做一个卓越的人而不是一个优秀的人
1981年，陈锦清服从分配到了浙江省农科院，他在这里干了六年，直到去日本留学。
有的时候，回忆过去，陈锦清会觉得命运跟他开了一个玩笑——在十七八岁的时候，他的理想是有一天能离开庄稼，离开土地，离得远远的，但是到了二十七八岁，他却把庄稼土地当做自己一生的理想。
那个时候，他接受的是“一个品种教育”——一个人一辈子只要做好一件事，就是了不起的。在他十七八岁的时候，他曾经想过要当一个文学家——像曹雪芹那样，一辈子就写一本《红楼梦》，就可以死而无憾了；现在，十年过去了，另一个人生理想冒了出来——他要做一个育种家，用他的一生研究出一个品种！
陈锦清做的不是一般的育种，而是搞蛋白质育种。行内人都知道，农学中最辛苦的就是育种，因为育种基本是追着热量走。一个品种在培育过程中，要经过不断的杂交分离，一般要经过七代八代才能成为纯品种，比培养一个贵族需要的周期还长。为了加快代系节奏，搞育种的人必须要搞“异地加代繁育”，这样至少可以缩短一半的周期，快的话两三年就有成效，大大提高了出品种的速度。但搞育种的人可不能歇着，相当于歇地不歇人——那六年，朝气蓬勃的阿清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在全国各地种水稻。一般杭州是三月底播种，七月收割；八月就得马不停蹄地赶到福建播种，十一月收起来，然后连一口气都来不及喘就得赶到海南，到海南的庄稼收起来，杭州的又该播下去了。而选种更是辛苦，一般早稻收割是7月20日左右，而晚稻8月初就要种下去，农民管这个时节叫“双抢”——抢种抢收，而选种就是在三伏天的大太阳地里选，一般都要提前半个月到田里，这样才能赶上在开花的时候做杂交。
爱人开玩笑说：你这比农民种稻子还辛苦，农民还有一个农闲，你倒好一年换三个地方种水稻。农民丰收了高兴，你还得琢磨品种的适应性，在这个地方丰收了，那个地方能不能丰收？今年丰收了明年行不行？
在那六年，陈锦清种过的水稻可能比一个稻农一辈子种得都多，他渴望培育出一个最好的品种来，但是显然六年的时间，对于一个品种来说，实在太短了。因为一个好的品种必须具备很好的适应性——用陈锦清的话来说，品种的适应性一般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年度适应性，年度适应性差的品种，很可能今年特别好，但明年颗粒无收；另一个方面是地域适应性，有的品种在杭州好，但推广到江苏就不行。对于育种家来说，最苦恼的还不是品种的地域适应性问题，因为这一问题解决起来相对容易——这个地方不适宜这种品种，那么就不在这个地方推广种植，换到适应的地域就可以解决子；但是品种的年度适应性却很让人头痛——有的品种非常优秀，高产的时候比其他的品种高出好几倍，可是低产的时候却是颗粒无收。陈锦清想解决这个问题——这是那个时代每个育种家都梦想解决的问题。
陈锦清设计了一个实验，在一块田里，设三个重复，不同的肥水条件，不同的秧龄，不同的品种，做适应性评价。他希望通过这种方法找到一种好的品种——好的品种的定义不是任何时候都高产，而是适应性广，怎么种产量都很稳定的品种。
“农民宁肯要好的时候不怎么太好，但差的时候不要太差的品种，也不愿意要那些好的时候特别好，差的时候特别差的。我后来虽然没有成为一个成功的育种家，没有培育出一个值得推广的品种，但是我通过那六年的育种，不仅懂得了育种的道理，而且也悟出了做人的道理——尤其是人到中年以后，我想一个优秀的人，可能就像我们育种的时候，遇到的有些品种，在这个地方种很好，比其他的都好，但换一个地方不行；或者在这个年度很好，丰收，但下一个年度不行。我以前总以为做人优秀就够了，但我现在认为如果要成为大家，仅做一个优秀的人是不够的，还必须是一个卓越的人。一个卓越的人可能在某些年度某些地域比优秀的人稍有逊色，但是总体上看，他是稳定的，因为稳定，所以值得信赖。”
陈锦清非常佩服农科院的一位老领导，那位老先生曾经把做人的成功总结为“三明”——高明、开明、精明。
“做人高明，才能做事高人一筹，否则就容易陷入复杂的人际关系，甚至引发恶性竞争；待人开明是指一个人的开放程度，要善于接受不同的观点和做法；为人精明是指要明明白白算账，比如大家合伙做生意，你拿49％，让人家赚51％，大家都高高兴兴，这就符合高明开明精明的原则，但是如果你支支吾吾，不好意思，把这49％也让掉了，或者说你清高，该拿的不拿，那也是不行的。”
知识分子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毛病，就是清高。许多企业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既需要又头疼。需要是因为知识就是金钱，头疼是因为知识分子常常会因为手中掌握的知识而无端傲慢。陈锦清认为许多知识分子从个人品德上来说无可挑剔，搞起学术来也兢兢业业，但是做起人来总是不够大气，这样的知识分子就相当于在一个知识的池塘里做学问，做得再好，也难以成气候。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陈锦清常常对他的属下说，一个品种是否好要看它的适应性，一个人是否能做成大事，也要看他的适应性。不只满足于做一个优秀的人，应该尝试着去做一个卓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