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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认为有鲁迅的风格。
除此之外，插队对陈锦清还有另一层意义——他更加恐惧贫困的生活——那是一种朴素的恐惧，带着朴素的厌恶。当然，在那个年月，他是不能表达这种厌恶和恐惧的。在寂寞枯燥的青春岁月中，陈锦清庆幸自己懂一点点技术，这使他能够比其他人生活得自由一些，虽然也艰辛，但比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要好得多了。
慢慢的，知青中有人谈了恋爱，插队的同学中也有人找了媳妇。阿清没有这么浪漫，因为他看到了那种“浪漫”的短命～贫贱夫妻百事哀，他不要过那种日子——一个月拿27元工资，爱人是农村的，没有一天的生活不是要去想办法对付的。那个时候，在飞云江农场有很多上海来的知青，他们结婚生子以后，生活极度贫困，几乎要靠偷玉米捡柴火才能烧火做饭。阿清下决心绝不过这样的日子——所以他根本连浪漫的念头都没有。陈锦清说他自己年轻时候，很长时间对女人都有一种恐惧——也许是在飞云江农场，那些近在咫尺的苦难爱情，给他太深的刺激了吧？
陈锦清的脚底板上有一双烙印，烫的时候很痛，痛过就不再痛了，最多想起来的时候，觉得——能活下来是多么不容易。但是，假如一个人的心灵，什么时候被生活打上一个印记，尤其是在青春的时候，那么这一印记几乎是终生难忘的。不需要任何提醒，这个人自己就会知道——什么叫生活！
陈锦清开玩笑的时候会说：我之所以走上了艰苦
的求学之路，勇于攀登科学的高峰，是因为我好逸恶劳。假如我喜欢务农，我可能就留在飞云江农场了！
当然，离开飞云江农场，并不意味着一切就顺心如意。在以后的日子里，陈锦清吃过各种各样的苦，这使他在不惑之年终于下定决心自寻苦吃——当他终于拥有了多少人所期待的优厚生活时，他一把放弃。他的妻子苦苦挽留，问他难道你忘了刚来日本时的艰难，我们吃那么多苦，不就是为了过上舒心的好日子？
怎么可能忘呢？初到日本的时候，没有奖学金。一个星期要打三天的工，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那种刻骨铭心的窘困，没有经历过的人是无法体会的。在陈锦清所干过的工种中，其中最辛苦的是在工地“指挥交通”。因为日本的大工程都是夜间施工，所以陈锦清白天上学，到了晚上还要去工地上夜班。最难的时候，是凌晨三点，困得难受极了，特别想睡觉。他跟朋友开玩笑说，只有在那个时候，才特别深刻地理解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心爱的人蜜月旅行，一个月就像一分钟，飞驰而过；而辛苦了一整天晚上还要上乱哄哄的工地站着，一分钟就像一个月。这完全是两个世界的时间——前一个世界的时间有多快，后一个世界的时间就有多慢！陈锦清在那个时间几乎停滞的世界等待黎明，他觉得自己所等待的每一分钟都无比漫长，漫长得几乎绝望——在每一分钟里，他都要和睡眠的欲望残酷较量，每多坚持一分钟就像多坚持了一个月，但是没有成功的喜悦，而且只会使下一分钟的坚持更加困难，因为他更加困了！也只有在那些日子里，他才懂得为什么一个人想睡觉，在中国话里叫“困”——“困”意味着困苦、困难、困境、困乏、困顿、困扰，意味着陷于某种艰难痛苦之中而无法摆脱！
这样的“困”日子支撑了一年左右——在陈锦清童年的记忆里，他总是饿；而在那一年，他总是“困”；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让我睡上一觉！展平了，盖上被子，像人一样睡一个晚上！
一天清晨，熬了一个通宵的陈锦清，在回家的路上，被一辆卡车撞倒一肇事司机说那个人在马路中间飘，就像喝了酒一样，而且是喝了很多很多的酒！
那个日本司机怎么可能知道，人在极度疲倦极度缺觉的状态下，会变成什么样！
．
在异国他乡奋斗七年半，生活终于稳定安逸，而且越来越好，所有的方面都令人满意——儿子票子房子车子该有的都有了，为什么要全部放弃，重新开始呢？
曾经有人说过，当一个普通的人，把摆脱生活的艰难作为自己的理想时，他往往能因此而成为杰出的人；但一个杰出的人则往往因为自己的理想，而甘愿选择生活的艰难。
对于插队时的阿清来说，也许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和千千百百万首通的年轻人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单纯地渴望自己的生活能好一些。那个时候，阿清并不明确自己今后的道路，但是他明确地知道自己不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很多年后，在三井工作的陈锦清博士后，则成为另一种人，是谁说过，杰出的人和普通的人最大的区别之一在于——后者只知道自己要避免什么丽前者则主动选择——和年轻时不同，陈锦清在自己的不惑之年，已经明确地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并且愿意为此冒险——他刚回国的时候，月薪只有2000元，那是1994年，和他在日本根本不能比。
面对种种不理解，阿清选择了沉默，对于寻常的人来说，确实很难理解不寻常的人的做法，因为他们的选择总是和生活常识相背。我像一个会浮的东西按得深浮得快
人生在世，总会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
陈锦清把自己形容为一个会浮的东西，每件事情的起点，似乎都比周围的人低。但是，按得越深浮得越快。
在插队的时候，赶上推荐工农兵学员。陈锦清那一拨一共推荐了四个，陈锦清因为“技术”好，所以得到了推荐，但很多人都认为他最多是个陪衬——因为其他三个人一个家里有背景，另外两个有体育特长，只有他最平常。可是一考，陈锦清的成绩最好，面试的时候还特意为他加了题。那一年是1974年，陈锦清21岁，他们四个人全部被录取，两个体育特长生上了杭州大学体育系，另外一个上了杭州大学化学系，陈锦清考得最好，但是去的地方却被别人认为是最差的—，一他被浙江农业大学农学系录取，就读于农学专业。
上大学就是为了离开农村，结果学来学去却学的是农学。陈锦清有情绪，正是二十出头的毛小子，他跑到教务处要求学校给他换到农机系，理由是学校给他安排的专业和他的个人经历不一样——“我在农场是修理农机的，农学和我的专业不对口。”
“当时农机是最热门的专业，学习修理拖拉机底盘什么的，而农学则相对冷门，所以根本没有人搭理我。我自己闹了一阵子，没什么结果，后来也就不闹了。结果没有想到，疙甲疙瘩地学，学着学着还学出味道来了——农学真是博大精深，看上去简单的东西，但实际上有很深的奥秘。”
很多人都说陈锦清运气好，当年许多学农机的学生，后来几经沉浮，不仅从热门转为冷门，而且就说农机制造厂，关停并转的有多少？再说，在那个时代，拖拉机是多么金贵的东西，有专人管理专人维修专人驾驶，假如你恰巧掌握了拖拉机的全部奥秘，那是多么值得尊敬的事情？但时过境迁，农机的地位和拖拉机一样，一落千丈。而陈锦清所学的农学则不然，正因为它是基础，所以有无限的发展空间——一株植物有多少个基因？上亿个！穷究起来，没完没了。
陈锦清认为他的人生充满偶然——最初他害怕像飞云江农场的老知青那样，扎根农村，生几个孩子，为温饱挣扎，他不想过那样的生活，所以他拼命想离开土地。但是当他在大学里接触到真正意义上的“农学”以后，他开始由衷地热爱这闩学科——这种热爱使他每天不是扎在实验田里，就是钻到田书馆里，那是一种兴趣所至，异常痴迷。他把这种痴迷归结为对知识的强烈求知欲，这种求知欲构成了他人生的内在动力。
一种作物，农民也能种，农学家也能种，但是农学家却能讲出那么多“道道”来，而这个“道道”又是建立在一个有体系的知识上的，涉及到育种学、栽培学，还包括植物生理。二十一岁的陈锦清忽然感觉到自己的时间不够用于——农学系要学作物栽培、育种、土壤肥料、气象等等，因为是浙江农大，所以和北方的农大在课程选择上略有偏重，南方学生一般都是以“水稻”为主，兼学学玉米大豆。不过，陈锦清对各种理论极其着迷——为什么这个会高产？机制在哪里？为什么这里只能种水稻’不同海拔不同日照对品种分化有没有关系？
这种着迷程度使他频繁地进出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