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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赵云涛离开不久，就给他打来电话，说王萍也已经失踪了好几天，连她的爱人也不知去向，究竟是遭到暗算了呢，还是为了避祸躲藏起来？显然，在王萍的问题上，已经晚走了一步。
此刻，见张鹄沉默不语的样子，一旁的刘萍问张鹄：“张省长，在您的记忆中，有谁经常到您家里？或者说您的亲友，谁有机会接触到您家的秘密？因为在勘查中我们并没有发现撬痕和翻窗人室的证据。”
张鹄想了半天，又摇了摇头，他不想把自己的怀疑告诉这几个年轻人，因为，根据他的判断，他面前的对手已经孤注一掷，做好了最后的准备；他担心杨波他们的介入会打草惊蛇。
这时，见张鹄沉默寡言的样子，杨波猜想，张省长心里一定在酝酿一个重大的决定，他不愿意因为自己走形式的调查，影响张鹄的情绪和思维，于是，杨波轻描淡写地说：“其实，以现在的盗窃手段，开启一个普通的门锁并不是太难的事。我们可以把旧门锁换下来鉴定一下，就会清楚了。”
刘萍说：“假如其他人手中也有开门的钥匙的话，追查钥匙的下落就很重要。”
其实，在杨波接受这个案件之前，他已同刘萍去银行查证过，从银行保留的监视器的资料中可以看出，存款的人并不是张鹄，而是一个高个子中年人，看身形很像是那位疑犯王老五。只是因为他戴着一个口罩和一顶帽子，帽檐又压得很低，很难看清楚这个人的长相。根据营业员的回忆，此人一脸高低不平的疙瘩，脸红红的比较特殊，款又是在近几天才存人银行的，时间不长，但印象很深。
另外还有个情况，好像这个人没带身份证，只是提供了一下身份证的号码。营业员因为数额较大，也就放松了要求；在他们想，谁会把钱存入别人的名字下呢！
同时，从对现场赃物的辨认情况看，有一部分物品是秦教授发现的石窟中的遗物，而根据杨波他们掌握的情况，张鹄进驻龙城后已有十多天，这段时间，他足不出户，根本没离开过招待所，而在几天前发生的盗案中的赃物却在张鹄家里出现，已经可以证明张鹄的清白。由此进行推论，犯罪分子可能是在利用被抓的那伙人引开公安的视线，然后又从他们手里购买了一部分赃物，用来给张鹄栽赃。这样一来，又可把栽赃的线索引向被抓的这帮人。思路清楚后，杨波感到，侦破这个案件，还需要加大对那伙人的审查力度，从与他们接触过的每一个人人手，最后牵出幕后的黑手。
另外，经过对那盘张鹄同凌丽做爱的录像进行鉴定，发现这是采用高科技手段剪辑而成的，画面上的场景完全录自于市场上流行的那些黄色录像；那几张亲热的过了头的照片，也是经过技术处理的。
根据这些情况判断，杨波认为栽赃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栽赃的动机是什么呢？这就使人联想到近期来张鹄组织的清理小金库的活动，为这件事，那位案件的核心人物财政局长刘逸飞已遭人暗算，显然是被杀人灭口；犯罪分子既然如此疯狂作案，那么，栽赃陷害又会有什么不可能呢！杨波断定，这次的栽赃一定与这件事有关，围绕这件事调查，一定可以找出个头绪来。他今天来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个别了解一下清理小金库所触及到和可能触及到的人。
杨波见刘萍把话说完，便直截了当地对张鹄说：“张省长，有件事我想向您了解一下，就是关于清理小金库，触动最大的是哪些部门？哪些人？这可能牵涉到一些工作秘密，但我们保证不会透露这些事。”
张鹄想了想，说：“就龙城市讲，目前各行政部门普遍存在有小金库的问题，其中问题最大的是城建系统。我们目前所做的主要工作只是清理了一些表面的，即是说账目上的问题。所有的工作都未能展开，就发生了这件事。按我的安排，各企业的汇总工作近期就会有结果，两相对照，就不难掌握大部分情况。我前天已向梅书记请示，增派检察院的人员参与办案，从个别案例上突破，可以进一步推动这项工作。至于你刚才提到的那个问题，目前还不成熟，我心中还没有底数。不过，过不了几天就会有个圆满的结论。”
说到这里，刘萍插嘴说：“张省长，我们在搜查的时候还看到许多恐吓信，您认为这会是谁写的呢？”
张鹄说：“省委、省政府组织的清查小金库行动，触犯的是一批政要的既得利益，人员不在少数。而且他们的手法隐晦，地位显赫，上下其手，结党营私，难免气焰嚣张。几封恐吓信只是他们的雕虫小技，栽赃陷害，暗杀、绑架，在他们来说也是很平常的事。这件事一开始，我就同梅书记交谈过，身在其位，我不怕诬陷打击，也不怕死；但不管出现何种情况，都要支持我的工作，把这件事进行下去。我个人的安危荣辱并不重要，关键的是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这才是我们应当担忧的。在学校读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其中有句话很激动人心：‘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难道我们一个共产党员，比不上一个封建官吏的胸襟吗？”
这番话说得慷慨激昂，杨波听了也不禁心潮难平，激情涌动。
他暗暗下决心，要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不冤枉一个好人，也决不放过一个坏人，生死关头，他自己也决不会退缩。
想到这里，杨波忽然问张鹄说：“您是不是送过李玉琴一枚金印章呢？上面还有个龟纽。”
张鹄忽然想起来，那次在第一次见李玉琴的时候，自己确实送给她一枚金印；而这枚金印正是去年在朔城市时，由白凤鸣送给的那一枚。有一次，李玉琴在张鹄办公室看到后，高兴地把玩了半大。张鹄说，你要喜欢就拿去。李玉琴高兴地对张鹄说，这是自己归国以来得到的最好的馈赠。
想到这里，张鹄点点头，毫不迟疑地说：“这枚印章确实是我送给她的。难道会有什么问题吗？”
杨波点点头说：“根据专家鉴定，这是一枚汉代的金质印章！
而且，还被认定为国家的一级文物。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李玉琴携带这枚印章出国就属于违法了。”
张鹄有点愕然，他虽然不太懂得文物法，但知道携带文物出境却是一种走私行为；只是，对这枚小小的印章，自己也不知道它是一件汉代的古物，居然要因此而累及李玉琴涉嫌犯罪。
张鹄说：“这件事因我而起，自然应当由我来承担责任。”
杨波苦笑着摇了摇头，说：“这个责任不是你能承担的。当务之急，应当澄清的是你家里所出现文物的事实。如果这个事实得不到澄清，那么……”
杨波没有再把话说下去，他知道，在这短短的几天时间里，要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难度是不言而喻的。他明白这件事的性质，但却无法提供更加有力的证据；如果真这样，张鹄将会毫无疑问地背上盗窃文物的罪名。
张鹄从杨波的神态里也清楚地感到了这番话的含义。他虽然不曾为这件事的结果多作思考，但他却想到了更深层次的问题：这种保护文物与走私文物犯罪的界定，真的会在这一枚小小的印章上如此模糊不清吗？
就在杨波离去的第二天上午，有一男一女两位神秘人物提审了张鹄。
男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年轻人，穿了身浅蓝色西装；赭红色的脸膛，一对黑白分明的眼睛炯炯有神。他端坐桌子中央，旁边是一位漂亮的年龄约二十三、四岁的女青年，面前摊开一叠信纸，显然是一名书记员。
男青年自报姓名，声音洪亮深沉，含有一种威严。
“我叫马自达，她叫王晓琼，我们是专门负责缉查走私文物的。”说着，他冲张鹄亮了亮自己的警官证，然后缓缓开了腔。
“你叫什么名字？还有性别、年龄、职业、家庭住址。”一连串的例行问话后，马自达开门见山地进入主题。
“今天叫你来知道为了什么事吗？”
张鹄沉着地说：“不知道。”
马自达说：“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交待一下走私文物的经过，不要摆着牛头不认账，这样对你很不好。”
张鹄说：“我没有参与过走私。关于家里出现的文物，我也弄不清楚。我已有二十多天没回过家了。至于那枚印章，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