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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张飞与诸葛亮二人均早已在建安十九年四月，与赵云离开了今天的湖北与湖南，进入了今天的四川，去帮助刘备打刘璋。
所以，《资治通鉴》的那一段话，极不可靠。这部《资治通鉴》，并非司马光一手所写，而是于他的校阅之下，“成于众手”。司马光虽则是了不起的一位大历史家，校阅之时也难免有时疏忽，不曾注意到这段话所根据的只是一些传闻、野史。
事实是，周瑜在死前确有邀同孙瑜，去一起打益州的意思，并且孙权也允准了。然而，周瑜一死，这个攻取益州的计划就由于鲁肃并不赞成而作为罢论，孙瑜及其水军始终并未出发。
周瑜是在建安十五年的冬天去世的；刘备应刘璋的邀请进入益州，是在十六年的冬天。孙权派水军到公安来迎接妹妹孙夫人回江东，也是在十六年的冬天，刘备离开公安不久。
孙权对刘备第一次翻脸，是在刘备于建安十九年打败刘璋，夺得益州以后，翻脸的具体行动，是派遣吕蒙率领两万兵进入今天的湖南，而且同时任命了三个郡的太守以下的官吏。这三个郡，是长沙、零陵、桂阳。
刘备在荆州．原本只有四个郡而已；孙权一举而夺了三个，只剩下武陵一个郡未曾抢。他大概是因为武陵为公安城的所在地，有点不好意思罢。
孙权所想夺取的三个郡，有两个郡的官吏望风投降。这两个郡是长沙与桂阳（赵云这时候已经不在桂阳）。不肯投降的，是零陵太守郝普。
刘备在益州接到报告，认为事态严重，就亲自由益州赶到荆州武陵郡的公安城来。来到了以后，他派遣关羽率兵前往湖南，与鲁肃、吕蒙对敌。
孙权自己也从扬州吴郡的京县（镇江）来到了今天湖北嘉鱼西南的陆口，亲自坐镇，指挥前方军事；同时，派了鲁肃，带一万人进驻益阳。
在益阳，鲁肃与关羽两军相遇。
传奇性的“单刀赴会”，便是在这鲁肃、关羽两军相遇以后所发生的；但是其经过与《三目演义》所说，颇有出入；并非一个人叫周仓拿了单刀去赴会；而是双方的将领拿了单刀去赴会。所谓单刀，意思是不带部队前往。双方的部队，彼此停留在一百步的距离之外。
这样的一次“阵前会谈”，其结果是极难预料的。谈得好，双方化干戈为玉帛；谈得不好，混战立刻开始。
鲁肃首先发言：“长沙、桂阳、零陵，这三个郡是我们借给你们的。为什么不还？”
关羽答复：“乌林之战的时候，左将军（刘备）身在行伍之间，和你们一齐出力，破了敌人，怎么可以让他徒劳，分不到一块土地？你这次来，难道是想收回土地的吗？”
鲁肃说：“我第一次见到你们的刘豫州（刘备），是在当阳县长坂坡。当时，他的兵，数目及不上一个‘校’；他本人而且在打穷算盘，想到很远的地方去逃难（到今日的广西梧州，找苍梧太守吴巨）。我们的主上（孙权）同情他无所依靠，就不惜花费物力、民力，让他有个安身之处。谁料到刘豫州很会做作，‘愆德堕好’（违背了道德，抛弃了友好）；现今有了益州，仍想兼据荆州的土地。这是普通的人所不忍心做的，身为一方的领导人物，怎么可以如此？”
《贤治通鉴》这一卷的执笔人，在抄录了《吴书》上的这一番鲁肃的高论以后，加抄了该书的四个字结论：“羽无以答。”
这一位执笔人真是够客观的！他把《三国志·鲁肃传》中的下列几句话，完全不管：（鲁肃）“语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鲁肃厉声呵之，辞色甚切。（关）羽操刀起，谓曰：‘此自国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
这一位敢于插嘴，而说得极有道理的仁兄，鲁肃不应该对他厉声呵斥。这位仁兄究竟是谁呢？是不是如《三国演义》所称，周仓？周仓的姓名，不见于《三国志》。历史上有没有这个人，只有“演义”的作者自己知道。依照这位作者自己所说，周仓原是黄巾的小头目。既然不过是黄巾的小头目，不可能说得出“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
我个人以为这位敢于发言而被鲁肃呵斥的仁兄，一定是关羽的部下军官。否则，关羽没有办法对他使了一个眼色，就打发了他走。
其实，他的似乎冒失的话，在事实上挽救了双方在言语上相持不下的僵局。没有他挺身而出，打个诨，关羽可能被鲁肃的很不讲道理的话，气得立刻打了起来。
倘若打了起来，鲁肃绝对不是关羽的对手。论个人的武艺，或是兵员的数目，均是如此。鲁肃的一万人，如何经得起关羽打？
鲁肃败了以后，孙权一定不肯甘休。那末，赚便宜的是曹操。
这曹操聪明一世，糊涂不只一时。他以前在乌林把大小船只扣在一起，“首尾相接”，已经是够糊涂的了。现在，他听说孙、刘二人就要为区区荆州的湖南三郡，而拚个你死我活，他喜欢得了不得，同时竟然也急得了不得。他下下命令给下面文武官吏，赶快准备进军汉中（今日陕西南部），收拾张鲁，为将来到益州收拾刘备的工作铺路。
刘备一生在力量上比不过曹操，比聪明也常常吃亏，现在，却聪明了起来（也许是受了诸葛亮的影响）。刘备于鲁肃、关羽二人在益阳演出了单刀会议以后，主动向孙权让步，情愿把长沙、零陵、桂阳三个郡都让给孙权（不是“归还”），仅仅要求以一个南郡作为交换条件。孙权欣然接受，派诸葛瑾来负责实现这双方言归于好的大喜事。荆州问题，于是暂告解决
十九 益州易手
刘备在建安十六年的冬天，应刘焉的儿子刘璋之邀，前往益州，防备在汉中的张鲁。
刘焉是汉景帝的后裔，和刘备算是同一支派的皇族。不过，刘焉是从鲁恭王刘余的一系传下来的，而刘备是从中山靖王刘胜的一系传下来的。
刘焉生长在荆州江夏郡竟陵县（湖北天门西北）；刘备生长在幽州涿郡涿县（河北的涿县）。
在辈分上，刘焉比刘备高一辈（刘焉的儿子刘璋，算是刘备的远房兄弟）。
刘焉当过地方官的“佐吏”，也做过私塾老师，其后被举为贤良方正，获得进身之阶，一帆风顺，当了雒阳县的县令、冀州的刺史、南阳的太守，与中央的九卿中的宗正与太常。宗正管皇族的族谱、继承次序、家规；太常管祭祀与星象、天文以及人民的教育。
灵帝中平六年，黄巾造反，天下大乱。刘焉觉得京城洛阳与中原各州各郡都不够安全，就设法活动得“益州牧”的位置，兼一个“监军使者”；同时，获得了“县侯”级的封爵（他作了“阳城侯”。东汉的县侯，比乡侯大，乡侯比亭侯大，亭侯比“列侯”大）。
益州在当时并不太平，也有所谓黄巾徒党。这些所谓黄巾徒党，于自称天子的马相的率领之下，已经杀了益州的前任长官（刺史郗俭），攻破了蜀郡、广汉郡、犍为郡（简单说来，蜀郡是今日四川的西部；广汉郡是四川的西北部；犍为郡是四川的西南部）。
马相被益州的“从事”贾龙打了几个月，打平。贾龙肃清了整个益州，迎接刘焉到任。
刘焉把“州治”（州政府的所在地）从雒县（四川省广汉县）移到绵竹。
刘焉治理益州的政策，是对老百姓宽，对地方上的所谓“豪强”严。他一出手，便杀了王咸、李权等等十几个。这些所谓豪强，有些是该杀的，有些也并无死罪，被杀得冤枉。
曾经立了消灭马相之功的益州从事贾龙，对刘焉的辣手作风十分愤慨，便联合了犍为郡太守任岐，与刘焉兵戎相见，但不久就被刘焉打败、杀处。
从此，刘焉在益州境内没有可以对他反抗的人。他听说“益州有天子气”，也的确亲身经验到东汉朝廷的腐败，各州各郡的分崩离析，于是就颇动了“自为天子”的念头。暗中叫人制造了许多皇帝所需要用的马车、人辇、器具等等。不料，忽然有了“天火”，把雒县烧去了一大部分，他的那些准备当皇帝用的马车等等完全烧光。
雒县他不能再住。他把家搬到成都。
他有三个儿子留在长安。汉献帝派其中的最小的一个刘璋，到成都来劝告刘焉，不要妄想非分。刘焉把刘璋留在成都，不让他回长安去复命。
留在长安的大儿子刘范，官居左中郎将，竟然勾结了在凉州造反的马腾，准备与马腾里应外合。长安的朝廷把刘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