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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从前一样，那他一定会去找院方作为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提出来：能否这样把领导干部跟有害于社会的不轨分子混在一起。然而，在这五个星期里，一直被肿瘤牵着鼻子折腾的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好像是变善良了些，或者说想开了些。对啃骨者可以把背朝着他，况且他近来已不大出声，很少动弹，一直躺着。至于费德拉乌，如果迁就一下，作为一个邻居还是可以容忍的。费德拉乌感到非常兴奋的首先是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肿瘤消退得那么快——只有原先三分之一了，而且，按照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要求，他看了又看，赞了又赞。他很有耐心，不好胜争强，随时准备听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对他讲什么，从来也不反驳。关于工作，可想而知，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是不能在这里多讲的，但是关于自己衷心喜爱、不久就会回到那里去的家，为什么不可以详详细细地谈呢？这方面没有什么机密，费德拉乌当然愿意听听别人是怎么舒舒服服生活的（将来大家都会有那样的生活）。一个人过了40岁，根据他的住房就完全可以判断出他的贡献。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分作几次娓娓道来，谈及他的住房的布局和陈设，第一间席二间、第三间如何如何，阳台是什么样的，有哪些设备。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记性很好，他清楚地记得每一个立柜、每一张沙发是在何时何地。花多少钱买的，都有什么优点。他尤其详细地向这位邻床的病人介绍了自己的洗澡间，用什么材料铺地面、什么材料贴墙壁，介绍瓷砖的踏脚板、放肥皂的小台、枕脑袋的圆凹口、热水龙头、淋浴装置、挂毛巾的装置。这一切可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小事。这就是生活的组成和存在，而存在决定意识，应当使生活愉快。舒适，这样也就会有正确的意识。正如高尔基所说：健康的头脑寓于健康的体魄。
头发和眉睫谈得几乎没有颜色的费德拉乌，听着鲁萨诺夫动人的叙述，简直目瞪口呆，从来不顶嘴，甚至在缠着绷带的脖子允许的范围内连连点头。
这个沉静的人虽然是日耳曼血统，虽然是个流迁者，却可以说是个相当体面的人，跟他在病房里作邻居倒还可以。要知道，这个人形式上还是个共产党员呢。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曾以其直截了当的一贯作风当面对他这样讲：
“把你们流放，费德拉乌，乃是国家的需要。您懂吗？”
“我懂，我懂，”费德拉乌带着不能弯曲的脖子直哈腰。
“要知道，当时不这样做不行。”
“当然，当然。”
“对于国家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应当正确理解，其中也包括流放。无论怎样，您应当珍惜这一点：可说是还保留了您的党籍。”
“那还用说！当然……”
“而党内职务您过去不是也没担任过吗？”
“没有，没担任过。”
“一直是普通工人？”
“一直是机修工。”
“我也曾经是个普通工人，可是您瞧，后来怎样被提升了！”
他们还详细地谈到各自的子女，原来，费德拉乌的女儿亨里埃塔已在州立师范学院念二年级了。
“啄，您想想！”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惊讶地说，简直是感慨万千。“‘这可是应当珍惜的：您虽然被流放，女儿却照样上大学！在沙俄时代谁能做这样的梦想！没有任何阻碍，不受任何限制！”
这时亨里希·雅各博维奇第一次表示了不同意见：
“只是从今年起才取消了限制。过去必须监督处许可才行。大专院校曾多次把报考材料退了回来，说什么考试成绩不合格，可谁能到那里去查对！”
“毕竟您的女儿在上大学二年级！”
“您哪里知道，她篮球打得很好。正是因为这一点才录取了她。”
“不管是由于什么而录取的，总得讲点公道话嘛，费德拉乌。何况从今年起限制已完全取消了。”
总的说来，费德拉乌是在农业部门工作，而鲁萨诺夫是在工业部门工作，他对费德拉乌进行辅导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现在，有了一月全会的决议，你们的工作一定会大有起色，”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善意地开导他。
“这毫无疑问。”
“因为在各拖拉机站的业务区建立指导小组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环。这一措施定能解决问题。”
“是的。”
但光说“是的”还不够，应当好好领会，于是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又向这位容易说通的邻居仔细解释，为什么拖拉机站在建立了指导小组之后会变成坚强的堡垒。他还同费德拉乌讨论过共青团中央号召栽种玉米的问题，谈到青年们今年怎样大抓玉米，这也将使农业的整个面貌从根本上改观。从昨天的报纸他们读到关于改变农业计划制订办法的消息——现在他们又有许多话题可谈了！
总之，费德拉乌是个很好的邻居，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有时干脆读报给他听。有些消息，要不是在医院里闲得无聊，他自己是不会逐字阅读的。例如：关于为什么在没有同德国缔结和约之前不能同奥地利缔结和约的声明；拉科西在布达佩斯的讲话；反对可耻的巴黎协定的斗争怎样燃烧起来；在西德对那些曾参与集中营暴行的人的审判如何敷衍塞责、姑息纵容。有时他还把多得吃不了的自备食品请费德拉乌哈，也把医院的伙食分一部分给他。
然而，尽管他们交谈的声音很轻，却总觉得拘束，因为他们的谈话显然始终都被舒卢宾听到了，——这只猫头鹰就坐在费德拉乌的邻床上，默然不语，动也不动。自从这个人来到病房里，你任何时候都忘不了他的存在；他那沉得抬不起来的眼睛正在盯着什么，耳朵显然什么都听得见；如果他眨巴眼睛，说不定是表示反对。对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来说，他呆在那儿就构成了一种经常性的压力。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曾试图引他开口，了解一下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或者让他说说自己得的什么病，但是舒卢宾只是回答寥寥几句丧气的话，甚至认为没有必要谈自己的肿瘤。
他要是坐着，也总是处于某种紧张的状态，不像一般人那样坐着休息，而是坐在那里练功，就连舒卢宾的这种紧张的坐相也使人感到他时刻怀有戒心。有时他坐得累了，就站起来，但他走路似乎也疼，一瘸一拐地走上几步就停下来站着，一站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一动不动，这同样是异乎寻常、令人感到压抑的。况且舒卢宾还不能站在自己床前——那会把门挡住；在通道上也不能站——会妨碍别人走路。因此他看中了科斯托格洛托夫的窗子和扎齐尔科的窗子之间的墙壁。他站在那里，居高临下，像敌人的哨兵似的临视着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一切：看他吃了什么，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只要他的背靠到那边墙上，他就会在那里站很久很久。
今天巡诊后他就这样站着。他站在奥列格和瓦季姆视线的交接点上，像墙壁上凸出的～座浮雕。
奥列格与瓦季姆，虽然床位的安置方式使他们两人的目光经常相遇，但互相交谈不多。首先，两人都感到恶心，多余的话根本不想说。其次，瓦季姆早就向所有的人声明过：
“同志们，靠说话去使一杯水变热的话，声音不大，得两千年，而大喊大Pn，也得75年。这还必须以热量不从杯子里散发为前提，请各位想一想，东扯西拉的闲聊究竟有什么好处？”
更何况他们每人都向对方说过一些使其不快的话，也许并非故意。瓦季姆对奥列格说：“就该斗争！我不明白，你们在那边为什么不斗争。”（这话说得有道理。但奥列格还不敢开口讲他们是怎么进行斗争的。）奥列格则对瓦季姆说：‘她们那么舍不得金子是要留给谁？你父亲为祖国献出了生命，他们为什么不给你？”
这话说得也有道理。瓦季姆自己也愈来愈经常这样想，这样问。但是从旁人口中听到这个问题却不好受。一个月以前他还认为妈妈的奔波是多此一举，利用父亲的功劳要求照顾是难为情的。但现在，他带着一条好像被捕兽器夹住的腿，却渴望妈妈打来电报告诉他好消息，他一直在卜算，希望妈妈能如愿以偿！靠父亲的功劳而得救诚然受之有愧，但是凭本人的才华得救却完全理直气壮，只不过分配金子的人不可能知道他的才华。怀着尚未震世和难以抑制的才能是痛苦的，仿佛是欠下了债务，而未能使才能放出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