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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所以通常只有次要的因素是他所不了解的。然而，从这方面考虑，就可以认为，只要个人在他自己的经济行为中只根据已知的环境得出结论这也确实是我们在这里所研究的，是经济学一直在研究的那么究竟是他们领导别人还是被领导就不重要了。前者的行为和后者的行为一样都服从于同样的规则。建立这种规则，并且表明在表面上是偶然的东西实际上是被严格定义的，这是经济理论的一项根本任务。？
因此，根据我们的假设，生产资料和生产过程一般没有真正的领导者，或者更确切地说，真正的领导者是消费者。管理工商企业的人仅仅是执行由需要或需求以及给定的资料和生产方法为他们规定了的事情。个人只有在他们是消费者时，只有在他们表示需求时才会有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人确实都参与了生产管理，不仅是承担企业领导责任的人，而且每一个人，特别是在最狭窄意义上所说的工人。除此之外，个人对生产的领导没有其他任何意义。人们对过去支配经济系统的数据是熟悉的，如果这些数据保持不变，那么这个系统就会以同样的方式继续下去。人们对数据可能经历的变化并不熟悉；但是从原则上讲，个人会尽可能地追随这些变化。他不会自发地改变任何东西；他只是改变那些环境已经正以自己的准则改变的东西；他排除数据与他的行为之间的差异，如果给定的条件发生变化，而人们仍然试图继续以同样的方式行动，就会产生这种差异。当然任何个人都可能采取与我们的观点所假设的完全不一样的方式行动；但是只要变化的产生仅仅来源于客观压力的需要，那么经济系统中的任何创造性的角色都不存在。如果每个人的行为方式不一样，那么就会出现实质上不同的现象，这是我们将要看到的。但我们在这里仅仅是想要说明经济事实的内在逻辑。？
第35节：在给定环境条件下经济生活的循环流转（11）
根据我们的假设也可以推断出：劳动的数量决定于给定的环境。这里我们要附加考虑一个先前留下没有回答的问题，即在任何时候劳动供给量的大小。很显然，一定数量的人做多少工作，这不是在一开始就严格确定的。如果我们暂且假定，所有雇佣个体的劳动的最佳可能性是已知的，从而就有着这种雇佣的严格确定的尺度，于是在这个尺度上的每一点，每一种具体劳动的雇佣的预期效用就可以与伴随着雇佣产生的非效用相比较。来自于日常生活的众多的声音提醒我们，涉及我们日用面包的劳动是一项沉重的负担，人们只有在不得已时才去承担，并且只要有可能人们就会将其扔掉。这里明确地显示了一个工人将要完成的工作量。在每一个工作日的开始，这种比较自然总是有利于所要承担的工作的完成。然而，如果你在想要的满足上前进得越远，对工作的动力下降得就越多，同时，它所比较的数量，就是劳动的非效用，就会增加；因此这种比较逐渐变得越来越不利于工作的继续，直到对每个工人来说，当劳动所逐渐增加的效用与逐渐增加的非效用达到彼此平衡这一时刻到来为止。当然，这两种力量的强度因人而异，也因国别而异。在这些差异中，存在一个本质的说明因素来说明个人历史和国家历史的形成。但是理论原则的实质并不受它们的干扰。？
因此，劳动和土地的服务只是生产力量。衡量任一质量的劳动的数量肯定是存在困难的，但这是可以办到的，就像我们在原则上对土地的服务规定某种物质上的衡量不会有困难一样，而不管在实际上这件事可能是多么复杂。那么，如果只有一种生产要素，比如，如果一种质量的劳动能生产所有的货物并且通过假定所有自然所赋予的东西为自由品，那么对它们来说就不会产生经济行为的问题，这种假定是可以设想的或者如果两种生产要素分别起作用，因而每一种都只为自己生产不同的产品，那么这种衡量就是从事实践的人为了他自己的经济计划所必须的。
例如，如果某种确定价值的消费品的生产需要三个单位的劳动，而另一个同样价值的消费品需要两单位的劳动，那么这个生产者的行为将是确定的了。然而实际上，情况并不是这样。事实上，各种生产要素总是一道起作用。比如说，如果现在生产一种确定价值的某种货物需要三单位劳动和两单位土地，而生产另一种货物需要两单位的劳动和三单位的土地，那么生产者将如何在这两者中选择呢？显然需要一个标准来对这两种组合进行比较；需要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称为配第的问题。
？
由这个问题的解决，我们得到了归属理论。生产者个体想要衡量的是他的生产资料数量的相对重要性。他必须借助于一种标准来规范自己的经济行为；他需要各种指标，依靠这些指标来做事。总之，他需要一种价值标准。但是他只是直接对他的消费品才有这些标准；因为只有这些消费品能够立即满足他的需求，这种对消费品需要的强度就是这些货物对他的意义的基础。对他的劳动服务和土地服务的储存量而言，首先就没有这种标准；我们现在还可以再补充说，对于他的被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来说，同样也没有这种标准。？
第36节：在给定环境条件下经济生活的循环流转（12）
很显然，这些其他货物之所以有它们的重要性，仅仅在于它们同样是为满足直接需求服务的。它们为需求的满足作出贡献，正是因为它们对消费品的实现有贡献。因此，它们从后者那里获得了自身的价值；消费品的价值，如果有，那么就好像是回射到它们身上。价值〃归属于〃它们，依赖这种归属的价值，在每一种经济结构中，它们获得了自己的地位。所以，要对生产资料的储存量或者对两个原始生产资料中的一个的总价值进行确切的表述，并不总是可能的，因为这种总价值常常是无限大的。然而，对于一个从事实践生产的人或者对理论来说，知道这个总价值也是没有必要的。这绝不是一个放弃每一个生产可能性的问题，也就是放弃存在性的问题，而仅仅是为达到这一目的或另一目的来安排一定量的生产资料的问题。
例如，一个孤立的个体，如果他没有两种原始生产要素中的任何一个，就根本不能从事生产（或者生活），他也就不能对任何一个生产要素的价值进行确切的表述。如果从这个范围上说，穆勒认为劳动服务和土地的服务是不确定的以及是不可衡量的，他的观点就是正确的。但是他又进一步说，在一个特定的情况下，人们绝不能对一个产品说出它的〃自然〃份额和劳动份额，这种说法就是错误的。诚然，从物质上说，这两者是不能划分开的，但就经济体系的目的来说，这种划分是不必要的。对于后者来说，每一个人都十分清楚地知道什么是必须的，也就是，它的满足的增加，有多少是归因于每一种生产资料的任何小量的增加。然而，在这里我们不打算对归属理论问题做更深入的研究。？
与消费品的使用价值相比较，生产物品的这种价值不同，它是〃收益价值〃，或者也可以像某些人所说的，是生产力价值。与前者的边际效用相对应的是后者的边际生产用途，或者用一个常用的术语：边际生产力；每一单位劳动服务或土地服务的重要意义是由劳动或者土地的边际生产力给定的，因此，它被定义为：借助于一单位劳动服务或土地服务的给定存量，至今所生产的最不重要的一单位产品的价值。这个价值表明了在总的社会产品的价值中，每一个别劳动服务或土地服务所占的份额，因此就能够被明确地称为某种劳动或土地服务的〃产品〃。对一个不完全懂得价值理论的人来说，以上这些简短的说明并不能表达它们的全部意义。
这里我给读者指出一本书：J。B。克拉克的《财富的分配》，在这本书中作者精确地表达了这种理论，阐述了理论的意义，这里，我只想说，从一种纯粹的经济论述的目的考虑，这种描述是〃劳动产品〃一词的唯一精确的含义的表达。在这里我们仅仅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它。也是从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在一个交换经济中，土地和劳动所提供服务的价格，即地租和工资，是由土地和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所决定的，因此在自由竞争情况下，地主和劳动者获得了他们所拥有的生产资料或者生产方式的产品。在现代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