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本土“留学”散记
中国妇女
朱铁志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和中国人眼中的外国人，同是大家感兴趣的话题。因为从异族的角度，往往容易发现本民族习焉不察的东西。
大学4年中，我有3年半的时间与留学生住在一起，颇为有趣地体味到这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认真的日本人日本人的做事认真与刻板，在世界上是有名的。与我同居一室的W君有件小事便颇能说明问题。
一天半夜，我被一阵“咔嚓、咔嚓”的按快门声吵醒，发现W君正举着相机对着纱窗上的一只蝉照个不停。
“三更半夜你干吗呢？”我不无愠恼地问。
他用食指挡住撅起的嘴唇，示意我别吵，然后小声说：“快起来看吧，蝉正脱壳呢！”我很不以为然：“这有什么好看的！”听了这话，他倒是放下了相机，一本正经地问：“你看过蝉脱壳？”“没有。”
他便不再理我，转身又盯着那只蝉，每隔上三五分钟，就“咔嚓”一张。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左右，蝉脱完了壳，W君兴奋得像个孩子似的对我说：“本人记录下了蝉脱壳的全过程，我很可能是记录这一过程的第一个日本人！”我被他的情绪感染，也有几分兴奋。我忽然觉得，这午夜的“儿戏”，虽然与我们学的哲学专业关系不大，倒可能与战后日本的迅速崛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呢。
“什么时候去？”在我以往的印象中，许多外国人讲究客套，惯于寒暄，而实际接触起来也不尽然。
一次，有位中国学生对法国同窗说：“有空到我家来玩！”这或许只是咱们中国人告别时随口说的一句话，不想那位已经准备走开的法国同学马上转回身来，热情地回应道：“我很高兴到你家里去，什么时候去？”中国学生显然缺乏准备，虚应了一句：“哪天再说吧。”
“哪天？明天行吗？”法国同学又问。
法国同学又问。
“明天恐怕不行。”中国同学答。
“明天到底行还是不行？”法国同学穷追不舍，脸上始终挂着诚恳的微笑。
“明天不行。”中国同学已面有难色。
“那么后天吧？”“那就后天吧。”无奈的回答。
这是一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小事。我们毕竟在“模模糊糊”、“模棱两可”中生活惯了，突如其来的“较真”不免让我们措手不及。我发现多数国外留学生是避免使用诸如“也许”、“大概”、“差不多”之类模糊词语的，这是否反映了一种直率、认真、诚实的处世态度呢？耐人寻味的致谢记忆中有两次接受致谢使我铭心刻骨。
一次是我在足球比赛中受伤，撕裂了大腿肌肉，疼痛难忍，夜不能寐。大约后半夜两点左右，我的房门被轻轻叩响，一位瘦削斯文的英国同学出现在门口，手中拿着一个精致的小木盒。他用还不熟练的汉语对我说：“很对不起，这么晚来打搅你。我刚从外面回来，听说你受了伤，我想你现在一定很难受。这里有一盒我从英国带来的专治肌肉撕裂的药，效果不错，请你试试吧。”
尽管他的发音不准，讲的也并不流利，可在我听来，却是世界上最美妙最动人的表达。我不知如何表达内心的感受，只是机械地重复着“谢谢！谢谢！”不想这位英国“绅士”在感动之上又给了我新的感动，他说：“其实，我应该谢谢你。”
“为什么？”我万分不解。
他似乎有些激动地说：“因为，你是第一个不问价钱接受我帮助的中国人。”
说完，便带着十足英国式的自豪与满足转身走了，留给我一个全新的“致谢观”和对人生、金钱、社会的深深思考。
另一次接受致谢则是使人尴尬和惭愧的。”“在宿舍楼门口，一位法国女同学紧随我之后进入大楼，我马上拉住门，待她进来后才放手。没想到这样一个极平常的举动却引来那位女同学十分夸张的致谢。
“这还用谢吗？”我笑着问。
“当然！当然！”她强调着。
“就为拉了一下门？”我觉得她未免太大惊小怪了。
“也是也不是。”她模糊了一下。
“谁都会这么做。”我说。
“你说得不对！在商店，在食堂，在许多公共场合，我看到许多人不这样做，他们一脚把门踢开，或使劲把门推开，然后像小偷一样闪身进去，不管后面跟上的是老人，还是孩子。可你不是这样，所以我当然应该谢谢。”
我受到了真诚的感谢，却丝毫也高兴不起来。
比金子还要重的
《人物》
朱利华
自从我保卫国家财产负伤后，得到了组织上的表扬和广大群众的称赞。但也听到了一些不同说法。有人说，你又不是国家正式职工，只是个待业青年，歹徒把钱抢走，你有啥责任？也有人说：才上13天班的临时工，为保护储蓄所差点把命送掉了，值得吗？这些话引起了我深深的思索。
答案在哪里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想从我的经历和家庭谈起。
艰难的生活道路我出生在一个不幸的家庭里。1958年，我出生刚刚几个月，在县银行工作的父亲就被错打成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押送劳改农场劳教。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几个被当作反革命家属下放农村，从一个村子流落到另一个村子。父亲被释放后，全家好不容易又回到城里，全靠父母亲拉板车养活全家。
为了省钱，父母亲每个月从粮站买回粮食后，留下粗粮，把细粮背到自由市场卖掉，再买回红薯干煮着吃。
为了读书，我从六七岁时，就利用中午、晚上的时间到城外割草，卖给兽医站。一分钱、一分钱地积攒起来，买铅笔、本子。
为了求学，我几乎没有休息过节假日。我尽量抓紧一切时间帮父母亲多干活，以争取上课时间少受干扰。尽管如此，我每学期还是要请1／3时间的假去推车。
我只好抓紧在推车路上的休息时间，趴在马路边树荫下自学功课。
在我刚刚以优秀成绩考进中学时，母亲被板车压伤瘫痪了。一年后，由于生活所迫，我只好含泪退学；告别了老师和同学，拉起母亲留下的板车，担起了生活的重负。那年，我才15岁。
在我童年、少年的记忆中，没有公园、玩具、花衣服和好吃的点心、糖果。有的只是劳累、疲倦的生活和困苦的辛酸。但是，在艰难的生活道路上，我没有沉沦、颓废。因为，我看到生活中有许多美好的东西，被艰难的磨石砥砺得像金子一般地闪光。也正是这种闪光，不断照亮我人生的路。
被照亮的人生父亲被释放后，精神萎靡不振，甚至一度绝望。母亲用平日从牙缝里省下的钱，为父亲买了一辆板车，劝慰父亲说：“别难过，开除了公职咱就拉板车。靠劳动吃饭干什么都不丑！”这句话鼓起了父亲生活的勇气，也成为我生活中恪守的信条。
母亲不识字，可是她的言行举动，却是教诲我如何认识人生的一本书。
60年代初，当我们最饥饿的时候，母亲在街道食堂当炊事员。在食堂里只喝稀粥，把自己的那份窝头省下来带给我们吃。尽管她很饿，但从不多拿一个馍回家。她对我们说：“粮食不够吃，大家都饿。娘多拿一个馍，人家就少吃一个。干这种事心里不安哪。”娘朴素的话，使我在饥饿中感觉到，世上还有比窝窝头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要求得“心安”。
笔。我这个靠割草卖钱买铅笔的穷孩子，做梦也盼着有支钢笔。但是，我没有留下，而是用破衣服仔细拭去了笔上的尘土，小心翼翼地带到学校交给了老师。娘知道后，高兴得一把将我搂在怀里，给我讲了那个“从小偷针、长大偷金的强盗，临被杀头前，咬掉了妈妈乳头”的古老故事。我把它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有一次，我拉板车回家时，顺手带了公家一根捆货的绳子。父亲看到后勃然大怒。他骂道：“你拉了几年板车，还不懂拉板车的规矩。拉车的拉金子都不兴眼红，你见到一根绳子就动心了，今后还咋做人？！”我把绳子送回去后，心想：爹的话不仅是拉车的规矩，也是做人的规矩。
如果说家庭是我植根的土壤，那么是学校和老师给了我赖以成长的阳光和雨露。我家里穷，衣服破旧，上学怕同学笑话。老师结合课文，给我们讲了艰苦朴素的故事，从古代贤达讲到今日伟人；从革命烈士讲到劳动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