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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说是“只让进不让出”，这样的“联邦永久性”，显然不象林肯总统在就职演说中所说的，是“不言而喻”的。林肯总统当然深知这样一个原则。所以，他理解他面临一个合法性的问题。
那么，如果林肯总统选择接受这个南方七州离开美国的事实，又会发生什么呢？首先，温和的南方州有可能不会全部加入南方“邦联”，例如，弗吉尼亚就会依然留在美国。这样，美国的版图大概会比今天少去五分之一。之所以说“大概”，是因为南方 “邦联”如果以蓄奴而走到一起，在历史潮流的推动下，并不一定会维持铁板一块。其中的一些州，甚至整个南方“邦联”，后来都可能由于他们又有了与美国共同的目标而重新回来。因为他们虽然与美国曾经有过在奴隶制问题上的分歧，却没有过任何仇恨。由于理念的变化，产生这样的“分”与“合”，都是自然的。
其实林肯总统自己，都预言了南方可能的进一步分离。他在就职演说中说，“正如目前联邦中的一些州宣布脱离联邦那样，一两年后南方‘邦联’中的一部分难道就不会蛮横地再行脱离吗？”可是，林肯总统只是想以这样的“前景”去阻吓南方的离去，却没有想到，人们由于不同理念的不同组合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南方的进一步分离很可能意味着美国的重新统一甚至扩大。
关键在于，对美国这样一个联邦形式的国家，究竟是靠什么建立和维系的。在这一点上，林肯总统与美国的建国者们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美国这样一个建国原则，对于联邦的各个区域似乎没有什么约束力。好象肯定是离心力很大的一盘散沙。看上去美国是非常容易变得四分五裂的。可是，一个应该是导致分离的原因却奇怪地成了一个具有极大吸引力的磁心，这个磁心就是自由和不干涉区域自由前提下的互利共存。如果说，今天有许多人离开自己难以割舍的传统，文化和母语，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一个富裕生活的话，当初的美国却曾是一个贫穷的地方。然而它却不但吸引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还吸引了一个个加盟的地区。因为自由是符合最基本人性的状态，不论作为个人还是一个地区，人们的本性在寻求一个自由的状态，以及在这个状态下的互利共存。联邦显然不是依靠爱国主义口号加上枪炮来维系的。这一点，林肯总统是逐步醒悟的，醒悟在怵目惊心的战场上。
林肯总统在两难之间挣扎出一个战争决定之后，他自己就落入了一个痛苦的深渊。战线越拉开，战斗越深入，双方的死伤也越惨重，他也越明白这个选择的代价是什么。林肯总统毕竟与一些只追求自己政治目标的政客是不同的，他无法漠视死亡。因此，在整个战争期间，无论是胜是败，他都心情沉重。他已经阻止不了战争的发展，他不知如何才能摆脱自己的心灵重负，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帮助这个国家摆脱这场灾难。而他深知自己对今天这个局面是有责任的。
葛提斯堡战役是联邦军队转败为胜的关键一仗，可是，站在这个战场上，林肯却无法摆脱双方将近五万士兵的伤亡，给他带来的浓重阴影。战争还要继续，他作为总统必须说些什么，但是，他无法在死亡面前以夸耀胜利鼓舞士兵的斗志。一个无法排解的沉痛心情，这就是林肯总统在葛提斯堡战役之后，短短的演讲的基调。
最终，林肯为自己找到一个突破口，在南北战争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为战争的目标作了一个主题切换，把联邦对这场战争的诉求从防止联邦的分裂转换为废除奴隶制度解放黑奴。这就是你印象中的南北战争是一场解放奴隶的战争的来由。之所以要作这个目标切换，就是因为林肯总统还是一个很有历史眼光的政治家。他看到，假如打一场三个月的仗，有个几百上千人的伤亡，迅速平定“叛军”，维护联邦统一，兴许，在历史上就成为一个成功的定论了。因为，南方分离诉求的本身，是有它的历史阶段性的。拖过这一段，分离的原因消失，联邦的完整也就保住了。美国的子孙后代也就可能接受曾经有过的一场短短的“维护统一”的战争，死亡的将士被奉为英雄，战争被冠於爱国，只需建立一个纪念碑和不断的鲜花，战争残酷的一面就被掩盖，它的意义就会得到升华。历史上的无数战争不都是这样过去的吗？
可是，林肯总统领悟到，不论维护联邦统一的政治目标对于一个总统来说，是多么地理由充足，义正词严，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家，他都没有理由为此打一场历时四年，吞噬六十万生命的残酷战争。更何况，州与联邦的关系，自由分离的权利和联邦统一的永久性，这些引发战争的焦点还是一个可以争执没有定论的政治学命题。如果再坚守这个 “统一”的政治目标，那么，也许这个政治诉求可以光彩地坚守到战争结束，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在一个以人性和人道为原则建立起来的国家，无论林肯总统建立多么雄伟的一座纪念碑，都无法平息这六十万灵魂在地下的呻吟。他意识到，即使他打胜了这场基于政治诉求的战争，他仍将永无宁日。不论他活着，还是他死去，终有一天，他都无法逃脱历史的谴责。这是林肯总统真正高出其他一些政治首领的地方，他是一个有历史感的政治人物。他站到了历史的山顶上，看得很远，甚至超越了他自己的生命。因此，人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林肯总统为战斗的胜利喜形于色，洋洋得意。他始终沉沉地揣着他的心灵重负。就象我前面提到的，他醒悟在战场上，然而，此刻的战场上已经血流成河。
假设林肯总统没有这样一个醒悟的话，这样一个战争目标的主题切换是没有必要的。他尽可以打着原来保卫联邦的爱国主义的旗帜，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刻。而不必拾起他一开始就明确宣称是超越他的总统行政权利的武力废奴。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明白，他不能把这样一面爱国旗帜继续打下去了，如果没有一个高扬的道德理由，他会真的成为一个以枪炮维系联邦，因而造成近百万人伤亡的一场内战的“千古罪人”。
这个战争主题的切换是非常及时的，而且很有道理。美国的立国精神就是平等自由。区域自治的理论源于区域自由，就是一个区域的人民有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自由。但是，这样一种自由不能建立在奴役他人的基础上。也就是说，美国保障个人自由，可是，人是平等的，一个人没有侵犯他人自由的“自由”。
所以，假如南方“邦联”的诉求是建立在“区域自由”上的“分离”，而联邦的动武理由只是“不准分离”的话，在美国，这样的理由为一场如此惨烈的战争作辩解的话，是难以长期站住脚的。但是，如果动武的理由是“解放奴隶”，即“还奴隶以自由”的话，那么，“为被奴役人们的自由而战”这样一个道德诉求，是“区域自由”这样一个政治诉求所无法与之匹敌的。这两个诉求远不在一个层次上。在美国的立国精神之下， “解放奴隶”这样最贴近基本人性的道德诉求，是永远可以站得住的。甚至时间越久远，越能够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这场战争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林肯总统的“解放奴隶宣言”。在今天看来，大量的历史学家还是觉得，这个宣言更多的是一种瓦解敌军后方的战略考虑，而不是纯粹的道德公告。因为在这份宣言里，林肯总统宣布解放的，只是南军占领区的奴隶，而已经被北军占领地区的奴隶，则并不在“被解放”之列。然而，这却是林肯总统开始转移战争主题的一个关键步骤。
到了四年以后林肯连任总统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上，我们看到，与他的第一次就职演说相比，他早已经全部完成了联邦军队战争目标的切换。在这个接近战争胜利的演说中，奴隶问题已经明确地被林肯总统标明为战争的起因，而解放奴隶的道德诉求已经成为这个演说的主要构成部分。可以说，联邦军队在林肯总统完成这一主题切换的时刻，已经胜利了。而且，他们可以长久地拥有这个胜利成果了。
我必须向你强调的是，林肯总统的这个切换，并不是任意的。他能够这样做，其实是有着坚实的历史基础作为他的支撑的。几百年来，美国的精神主流为了寻求一个人人生而平等的人性的目标，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努力。你在我以前的信中所讲到的故事中，已经可以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