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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在金融困难时期，存款…现金比率有着很大的重要性。在每一金融困难时期内，公众对银行的信心的丧失都会导致公众将存款转化成现金的企图，从而使存款…现金比率锐减，并对货币存量产生了强烈的下降压力。联邦储备系统的建立被期望为能够消除存款…现金比率方面的此类变动所具有的货币重要性，办法是当公众希望以现金来替代存款时，在不要求存款多倍减少的情况下，提供一种能够使公众可持有的现金绝对数量增加的途径。然而事实上，联邦储备系统并没有成功地取得这一目标。在从1867－1960这93年中，最为显著的存款…现金比率的变动发生在1930年到1933年期间，在这一时期当中，存款…现金比率下降到不足于初始水平的一半，且仅在3年的时间里便使三十几年的长期增长化为乌有。尽管公众所持有的现金的绝对数量增加了，但是这种增加仅是在存款的更大幅度减少的代价下才得以实现，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货币总存量减去1/3。1934年银行存款联邦保险制度的开始建立才最终地、决定性地改变了存款…现金比率的变动情况。从那以后，在短期当中这一比率从未遭受到剧烈的波动，但将来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
尽管存款…准备比率通过在商业扩张时期普遍上升，在商业紧缩时期普遍下降而有着更为连续的次要作用，但是，同存款…
现金比率一样，存款…准备比率在金融困难时期才拥有其主要的作用与影响。一旦公众通过降低存款…现金比率而表现出对银行的不信任，银行必须通过力求加强其准备而应付此种局面。在很短的一段时间之后，他们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也就是说他们成功地降低了存款…准备比率，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货币存量的下降压力。
在较长的时期当中，存款…准备比率也对应于货币安排方面的变化而变化。在美钞时期内，由于国家银行的日臻完善及非国家银行的相对重要性的提高，存款…准备比率有了显著的上升。在1897…1907这10年中，这一比率又一次地上升，这部分地起因于财政部所担负的、更为广泛的中央银行职能的恢复。在联邦储备系统建立以后，这一比率再一次上升，原因在于联邦储备系统的建立既降低了法定准备要求，又给银行以信心：在需要的时候，在其它一切都失败以后，它们还有一个现成的、最后的贷款人可以依靠。1930－1933期间的货币崩溃，深刻地改变了这种情况。这使得存款…准备比率从其1929年的全期最高水平，下降到（10年以后）略高于我们的时间序列开始时的1867年水平。1930…1933期间的经历使银行知道了不能在流动性方面依靠联邦储备系统；银行根据它们在流动性偏好方面的相应变化来调整它们的准备大约需要3年的时间。1936－1937期间法定准备要求的连续提高使银行在其偏好方面发生了又一次变化；同样，它使银行用了大约3年的时间来进行调整。从那时起，随着存款保险在消除银行挤提风险方面的作用之逐渐被认识及早期经历的影响之逐渐消失，存款…准备比率持续上升。如果调整是针对法定准备要求方面的变动而作出的，那么这一比率将回到它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水平上。
尽管在影响货币存量的力量方面存在着这些明显的变更，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货币存量方面的变动与其它经济变量的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一经确定下来，则很小存在任何改变。对货币存量有冲击作用的那些外部力量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与此同时，货币存量变动对经济生活的其它方面的影响作用似乎一直是高度稳定的。
3．货币方面的变动的独立性问题
货币存量的变动与其它经济变量的变动之间的密切联系本身并不能告诉我们任何关于二者择一的影响方向的起源问题。货币方面的变动可能是在随其它经济变量方面的、独立产生的变动而应声起舞；国民收入与价格方面的变动不能是在随货币方面的、独立产生的变动而应声起舞；这二者可能是相互作用的，每一方面都可能拥有某些独立因素；或者，二者可能都随此以外的、第三种影响因素系列所发出的共同之声而起舞。对在货币历史上非常重要、范围广泛的定性证据加以分析所带来的一个极大好处在于：它为对这些关于所观测到的这一统计协变性的各种可能解释加以区分提供了依据。我们可以超出这些数字本身，并（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对引起下面这种特殊变化的先前情况加以分辨：在我们将有关这些特殊变化的统计数字输入计算机时，这些特殊变化变得如此地缺乏个性特征。
从我们的论述来看，有一件事情是充分明确的。鉴于货币方面的变动通常不是商业情况方面的同期变化的直接或必然结果，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说，货币方面的变动事实上通常是独立的。
最明确的例子可能要数1897－1914期间的货币扩张，这一次货币扩张是世界性的，且反映了黄金产量的增加。黄金产量的增加部分地是前十几年中价格下降的结果（价格的下降促进了黄金生产），也可以说反映了货币变动与经济变动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是，很清楚，这次货币扩张不能归结为名义国民收入与价格的同期提高。名义国民收入及价格的提高单独地促进了世界黄金产量的普遍减少，而且在一金本位的世界里也促进了黄金从任何个别国家的流出。如果货币与国民收入的共同变动不是完全同步的，那么，影响的方向必定是从货币到国民收入。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两次主要的货币存量增加大约是同样清楚的。在两次大战的早期阶段，随着交战国将它们业已可以流通的资源用来购买美国的战争物资，黄金大量地流入美国，而这一期间的货币存量的增加则反映了这一流入。因为黄金的流动在1914年以前的年份中就已经存在了，所以，这一时期黄金的流入不是经济活动方面的同期变化的副产品。它们是两次战争之爆发的结果，是交战国家的政治当局有计划的政策决定的结果。在两次战争的晚期阶段，这一增长反映了美国当局关于为战事支出筹集资金的政治决定。这些决定涉及到了强力货币的大规模扩张，由此来继续为黄金的流入所开始的工作。同样，如果货币存量的变动与名义国民收入及价格的变动不是同时发生的，那么，影响的方向必定是从货币到国民收入。
硬币支付的恢复及一系列白银事件反映了所发生的货币变动方面的巨大独立性，也反映了货币变动与商业变动之间的、相当复杂的作用与相互作用。19世纪70年代对恢复硬币支付的各种赞成与反对压力，及19世纪90年代银币的自由铸造压力，是决定事件进程的主要因素。尽管这两种主要因素当然地并不独立于经济的长期发展进程。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二者都独立于同期的经济活动进程。这二者也深深地受到了这些事件的进程的影响；反对恢复硬币支付的压力及赞同银币自由铸造的压力，极大地为商业活动进度的减慢或下降，或为农产品价格的下降而加强。更为重要的是，国内外的收成状况，19世纪70年代铁路部门的发展及19世纪90年代伦敦货币市场的发展等此类的同期事件，对那些政治压力引起货币波动的特定时日有着重大的影响，依次地又将反作用于商业情况及政治态度。
联邦储备系统的建立为研究货币问题的学者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替代物（与社会科学家通常可以得到的相比），以替代为确定影响方向而进行的有所控制的实验。这一系统有时仅仅是其它力量借以发挥作用的一种途径——正如两次大战期间及20世纪3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所发生的情况一样，那时，联邦储备系统所遵循的是一个大致被动的进程；又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发生的情况一样，那时，其支持政府证券价格的政策使联邦储备系统几乎没有发挥独创性的余地。但是，联邦储备系统的建立使一小部分人具有了通过审慎的过程，以明显的且可证明是同一的方式，改变事件进程的权力（这种权力一次又一次地为他们所行使）——这里所描述的过程与有所控制的实验的行为相类似。的确，货币当局的行动极大地为他们行使其权力的社会中的舆论及知识水平所影响。货币当局的态度，他们所进行的实验，及他们对实验结果所作出的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