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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货币问题上，表象是具有欺骗性的；这些重要的相互关系通常完全是映入我的眼帘的那些表象的反面。
1．货币存量与其它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
从1867到1960，在我们拥有货币存量估计值的这93年中，曾有过两次主要的价格膨胀：1914－1920，及1939－1948期间一倍以上的价格上涨，这两个时期刚好分别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中及战后时期。在这二次战争当中，还存在着货币存量的一倍以上的增长。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货币存量的增长规模如此之大，这在任何其它的历史时期当中都未曾出现过。
只有在一个时期当中曾出现过大规模的、持续相当长的、和平时期的价格上涨。即1897－1914年，在这一时期当中，价格上涨了40％ 一50％
。1897—1914期间货币存量的平均年增长率，高于具有可比长度的任何其它时期（两次世界大战除外）。人们普遍担心：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时期可能会最终地变成另一个这样的价格长期持续上涨时期。然而，很清楚，到1960年为止，情况并不是这样。1945年以来主要的价格上涨，或者是二次世界大战的遗患，或者是与朝鲜战争有关。
1882－1892，1903…1913， 1923…1929，
1948…1960，我们认为：这93年中的这4个阶段表现出了相当高度的经济稳定性。在货币存量的年际变化问题上每一阶段也表现出了高度的稳定性；而其余各阶段，在货币及收入的年际变化方面则表现出了明显的较大的不稳定性。
在这93年当中，曾有过6次严重的经济紧缩时期，产生了广泛的灾难与失业，商业周期历史学家将这些紧缩时期限定为：与平均大约4年发生一次的、较温和的紧缩相比，这些紧缩时期在规模程度上有所不同（如果不是在种类上有所不同的话）（见图18·1）。最为严重的紧缩发生在1929至1933年期间。其它几个紧缩时期分别为：1873－1879，1893－1894（或者应该说是1893…
1897这整个时期，它包含了为一短暂的、不充分的扩张所分开的2个商业周期紧缩时期），1907－1908，1920…1921，及1937…1938。这些严重的紧缩时期中的每一时期，都伴随着明显的货币存量下降，其中最为严重的下降发生在1929…1933这一紧缩时期，在程度上能与这6个时期相比的其它下降时期只有这一时间序列的头一年，即1867…1868年，这是对南北战争时期的货币管用品加以清算的最后阶段。在整个这93年当中，只存在两个其它时期：1948…1949，及1959－1960，在此期间内货币存量的下降明显地长于零星的、较短的几个月时间；然而，与这6个严重的紧缩时期中的任何一个相比，这两个时期中的货币存量下降在程度上绝对地较小。而其余的紧缩时期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与扩张时期相比，紧缩期间内的货币存量增长速度较慢（而不是绝对地下降）。
在这6个严重的紧缩时期当中，有
4个是以较大的银行波动或货币波动为特征的：1873…1879这一时期的波动是由于关于美钞与铸币支付之恢复的争论，及1873年银行危机而引起的；19世纪90年代的波动是由于关于白银的作用的争论、1890年的银行危机及1893年更为严重的银行危机而产生的。1893年的银行危机所涉及的是各银行对存款与通货的可转换性的协调限制；1907－1908这一时期的波动是由于银行恐慌而引起的，这一次银行恐慌也与限制有关；1929—1933这一时期的波动是由于银行系统的崩溃而引起的，这一次银行系统的崩溃涉及了1/3的银行因失败或合并而消失，并以全国范围内的银行放假及为期一周的银行活动完全停止而告终。在严重程度方面，唯一能完全与这四次危机相比的另一次银行危机也发生在这整个的期间内，即1884年的银行危机。这是我们所研究的期间内第三个长的紧缩时期（1882…
1885）当中所出现的一个插曲，它处在严重紧缩时期序列的分界线上。
在其它两个严重的紧缩时期当中，即1920…1921，1937…
1938，货币存量的减少是联邦储备系统的政策行动的结果：在1920－1921期间，1920年早期出现了贴现率的急剧上升，而大约4个半月以后又出现了一次这样的上升；在1937－1938期间，1936年及1937年早期存款准备比率提高了一倍。在这两种情况中，货币存量的相应减少都伴随着严重的经济下降。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中的任一种情况中，货币存量的减少都不是导致银行危机的根源。
在我们的证据所反映的这些相互关系当中，最为紧密的相互关系是（一方面）货币存量的长期和周期变动，同（另一方面）名义国民收入和价格的相应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周期当中，因为实际国民收入与名义国民收人趋于同方向变动，所以，我们还观察到了货币存量的周期变动与实际国民收入或商业活动的周期变动之间的紧密关系，货币存量的长期变动与实际国民收入的长期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则较为不紧密得多。在早些时候所提到的这4个稳定时期中的每一个时期当中，实际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都大致相同。然而货币存量与价格却是以截然不同的速度增长着，在一个时期当中价格年下降1％
，而在另一个时期当中，价格年上升2％
。很明显，只要实际国民收入的增长与货币存量的增长进行得相当顺利时，那么决定实际国民收入长期增长率的力量则大致地独立于货币存量的长期增长率。但是，货币的明显不稳定则始终伴随着经济增长之不稳定。
2．货币关系的稳定性
货币与其它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长期以来，不仅是十分紧密的，而且在形式上及性质上也是高度稳定的。美元与英镑之间的汇率变动后美国与英国循相对价格调整情况，是关于基本经济关系之稳定性问题的一个有力证据。我们掌握着自1871年以来的极为连续的资料序列（见图18·2）。在1871…1949这79年中，美国的经济结构与发展，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美国与英国的内部货币结构，及将它们连结在一起的国际货币安排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尽管出现了这些变化，尽管存在着两次世界大战，尽管价格指数方面存在着统计误差，但是，以1929年为100的调整价格比率在这79年当中（有一年例外）介于84到111之间。唯一的例外发生在1932年。它反映了随1931年秋季英国货币贬值而来的国际货币关系的崩溃。这使得英国在英镑区以外、在美国贸易所及的世界中暂时地失去了代表作用。一年以后，这一比率又回到了早先的幅度之内。而且，在最初的10年中，这一幅度的最高水平及最低水平几乎都曾出现过：在这一时期当中，这一比率由1871年的111变化到1876年的86。1950年，在英国于1949年秋季再一次货币贬值后，如1932年一样，这一比率超出了原有的变动幅度，这一次上升的规模要大得多，达到了143。这一次偏离持续的时间较长，这部分地是因为英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具有的作用较小。但是，我们认为，更为主要的是由于抑制价格上涨或其在所计算的价格指数中等价物之表现的更为有效的方法的发展。然而，年复一年，这一比率一直下降到1958年才停止，这时的比率为118，稍稍超出了原先的变化幅度；1960年，这一比率仍然大致地保持在这一水平上。尽管我们习惯于把美国看作是自给自足的，但是，西方世界之经济一体化已足够他接近于使美国的价格相对于外部价格而几乎不具有灵活性（当一种价格都以一种共同的货币来表示时）。与能够取得什么样的价格关系相比，在如何取得某种价格关系问题上存在着更大的余地——是通过内部价格的变动还是通过汇率的变动？关税方面的广泛变更，某一重要的黄金购买计划，资本流动方向方面的大规模改变（见图18·2），或者我们的贸易伙伴对广泛的外汇控制的取消，等等，这些因素中没有一种曾根本性地改变过为取得某种国际支付均衡所必要的价格关系。
货币流通速度——它反映了社会的货币持有偏好——为基本经济关系的稳定性提供了另一个例证。由于美国人民实际国民收入的增加，而且也许还由于储蓄因银行机构的普及而变得更为�